在2020年8月31日的美印战略伙伴关系论坛领导人峰会（LeadershipSummitofUS-IndiaStrategicPartnershipForum）上，美国常务副国务卿史蒂芬·比根（StephenBiegun）强调，美国对华战略就是要在所有领域都将中国“推回”（pushback）。的确，唐纳德·特朗普担任美国总统后，美国对华战略表现出高度的对抗性甚至冒险性，不仅在所有领域都试图将中国“推回”，也试图在诸多地区特别是非洲将中国“推回”。2020年9月底，美国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MarkEsper）自上任后首次访问非洲，其核心目标也是“推回”中国和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影响力。当然，在美国官方高调谈论将中国“推回”之前，围绕如何在非洲将中国“推回”，尤其是非洲国家如何行动等，已有不少讨论。如果回顾特朗普政府的对非战略，可以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特朗普是自冷战结束以来最早发布完整的对非战略的总统；2018年12月3日，时任美国国家安全顾问约翰·博尔顿宣布了特朗普总统的新非洲战略，但其真正的政策对象则不是非洲，而是借助非洲遏制中国，在非洲与中国展开“模式竞争”，并干扰“一带一路”倡议在非洲的落地。为实现将中国从非洲“推回”的战略目标，特朗普政府主要展开三方面努力，即政治“提醒”、经济“抵消”和安全“阻止”。尽管更受关注的是经济“抵消”，但政治“提醒”和安全“阻止”的影响更加长远。主要由于美国国内政治竞争和资源限制等原因，“推回”战略到特朗普政府结束时并未对中非合作产生明显的消极影响。2021年3月3日，美国白宫发布了拜登政府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InterimNationalSecurityStrategicGuidance），这是拜登新政府发布的第一份美国全面应对国际、国内局势的政策性指导文件。在23页的文件中，中国被提及15次，排名第一。由此看，美国对非政策中“推回”中国的战略目标不会发生根本性转向；相反，拜登政府的具体策略和举措将朝向更加系统、更加灵活的方向发展，对中非关系的潜在消极影响可能更大。

“提醒”非洲

“警惕”中国的政治意图

从2006年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开始，美国对中非合作的快速发展就相当敏感，不断“提醒”非洲国家注意中国可能在非洲搞所谓“新殖民主义”。到特朗普政府时期，一方面由于中非关系的发展难以阻挡，另一方面则是中美权势转移令美国更感焦虑，因此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使非洲国家充分“警惕”中国的影响，成为美国对非战略中最为重要的内涵。因此，尽管特朗普总统比其前任贝拉克·奥巴马总统约早两年提出完整的对非战略，但二者的气质却高度相似，即主要从权势转移的视角思考对非战略；其不同点在于，奥巴马并未将中美权势转移当作思考对非战略的全部基础，而这恰好是特朗普的基本逻辑。特朗普政府对非战略中的政治“提醒”策略基于所谓“锐实力”理论。尽管该理论主要强调中国对美国国内的所谓“影响”战略，但对“锐实力”和“软实力”的区分，使美国有了更加有力的“提醒”非洲的理论工具，并为美国在非洲采取所谓“全政府”（whole-of-government）战略应对中国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一，以2017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新非洲战略为核心，特朗普政府提出了完整的政治“提醒”策略。2017年12月，特朗普政府发布上任后的首份《美国国家安全战略》。该战略不仅将中国视为美国的“战略竞争者”，而且从根本上确立了在非洲与中国展开地缘政治竞争的战略选择。该文件强调，“中国正扩张其在非洲的经济和军事存在，从20年前对非洲的小规模投资发展到今天成为非洲最大的贸易伙伴，中国的行为对非洲的长期发展已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力”。相比之下，美国旨在推动非洲国家融入世界经济，使其有效地应对和平安全威胁；美国将向非洲提供商品和服务，既因这对美国有利，也因其可成为“中国对非洲的掠夺式经济行为的替代选择”。而2018年12月出台的美国新非洲战略则将《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所确立的政治“提醒”策略进一步细化。博尔顿诬称，中国和俄罗斯“处心积虑且野心勃勃地对该地区投资，以赢得对美国的竞争优势”；中国试图获得更多政治、经济和军事权势的努力在非洲已经产生了效果。由此而来，美国需要做出战略调整以应对大国竞争。

第二，特朗普政府的政治“提醒”策略很大程度上是延续了此前多届政府的基本策略，即标榜自身的同时诬蔑中国，核心论调是中国在非洲搞所谓“新殖民主义”或“掠夺”，而美国将帮助非洲国家实现自力更生、摆脱对外长期依赖。例如，2020年3月初，美国助理国务卿小蒂博尔·纳吉（TiborP.Nagy,Jr.）在华盛顿威尔逊中心的演讲中强调，美国在非洲有四大战略优先：一是激发非洲青年的潜力，使其成为促进创造力和繁荣的力量；二是与非洲各国政府合作，为美国公司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美国企业在非洲拓展市场；三是借助与非洲各国政府和地区机制的伙伴关系，促进和平与安全；四是反驳中国叙事，并澄清美国对非洲的承诺广度与深度是无可比拟的。纳吉声称，“我们正在挑战中国人的叙事，并加强我们的公共外交。我们提醒非洲人民，美国贡献无人可及。在公共卫生、妇女赋权、人权促进、自由和公平选举支持、打击童工和非洲维和人员能力培养等领域，我们是非洲的首要伙伴。中国继续在非洲大陆展现自己的实力。我们必须鼓励非洲领导人选择可持续的外国投资，为非洲人提供良好的就业机会，并确保将技术转移给非洲工人。”又如，2020年2月初，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访问非洲时在埃塞俄比亚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发表演讲，提醒非洲国家“警惕威权政府的空头承诺”，并表示美非经济伙伴关系才是非洲走向“真正解放”的道路。尽管如此，如同有美国学者所指出的，特朗普政府的对非外交是一种“缺席外交”（Absenteediplomacy），美国对非承诺并不具备实际内容。

第三，在非洲之角与中国开展“模式之争”，是特朗普政府政治“提醒”策略的唯一系统且切实的努力，对中非合作有着潜在重大深远影响。尽管“模式之争”是政治“提醒”策略的核心要素，但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特朗普政府确立了相应的地区和国家清单。博尔顿在宣布美国新非洲战略时，既强调赞比亚和吉布提的债务问题，也强调由于中国在吉布提海军补给基地建设给美国带来的挑战，即非洲之角的“均势”将朝有利于中国的方向转变。而纳吉更加看重美国在埃塞俄比亚、刚果（金）、苏丹等国家政治转型的作用。结合特朗普政府对非战略的具体举措可以发现，美国在非洲与中国展开“模式竞争”的重点是非洲之角地区，聚焦苏丹、南苏丹和埃塞俄比亚等国家的政治转型及下文所要讨论的军事控制。尽管没有明确证据，但特朗普政府在非洲之角的各种政策举措的集合仍体现出一种大战略布局。

需要强调的是，美国在非洲之角与中国的“模式之争”并非公开宣称的行动，更多是通过美国与苏丹的“大交易”及由此而来的一系列举措实现的。2020年10月23日，美国、苏丹与以色列三国发布联合声明称：苏丹与以色列实现外交关系正常化，结束两国交战状态；美国决定将苏丹从“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中移除，并减轻苏丹债务负担；美国和以色列还承诺与合作伙伴一道支持苏丹改善粮食安全，打击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并挖掘其经济潜力。必须指出的是，美国与苏丹的“大交易”有着相当深远的地区甚至全球战略意义。首先，有利于美国全面尝试“推回”中国在苏丹、南苏丹的影响力。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起，美国逐渐丧失对苏丹的战略影响力。尽管2005年推动南北苏丹达成《全面和平条约》，使美国具备主导独立后南苏丹事务的能力，但美国对苏丹事务的影响力仍在流失。而中国的影响力在同一时期有着明显增长，尤其在苏丹。因此，借助苏丹政治转型提供的机遇，美国得以通过“大交易”重新掌握在整个苏丹、南苏丹的政治影响力，这最为典型地体现在2020年10月初苏丹与南苏丹签署了结束长达17年敌对状态的最终和平协议。但也要看到的是，美国推动与苏丹的“大交易”本身明显过于仓促，对诸多消极战略后果，如激化苏丹内部矛盾、苏丹与阿拉伯世界及非洲之角其他国家的矛盾思虑不周，美国由“大交易”带来的战略红利极可能会打折扣。

其次，有利于美国对地区伙伴网络的重新调整，尤其是降低对自2016年起持续动荡的埃塞俄比亚的战略倚重。得益于重新控制苏丹、南苏丹，美国在非洲之角拥有更大的战略灵活性，可缓解其在两个重要战略伙伴即埃及与埃塞俄比亚之间的选择困境。为解决自身严重的电力缺乏问题——高达65%的人口缺电，埃塞俄比亚于2010年宣布重启建设复兴大坝；但这使长期存在的尼罗河水资源争端再度凸显。随着复兴大坝开始蓄水，埃及、埃塞俄比亚、苏丹等尼罗河重要水资源利益攸关方的争执不断升温。尽管背景复杂，但特朗普政府并不试图扮演积极调解的角色，而是直接“选边站”，即采取无条件支持埃及的立场，因为后者的战略重要性明显高于埃塞俄比亚。尽管更多针对埃塞俄比亚，但美国打压可能导致埃塞俄比亚已然复杂的国内局势更加复杂，进而对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关系有重大的潜在消极影响，可促进“推回”中国战略目标的实现。

最后，有利于美国塑造非洲之角地区安全治理架构。为应对非洲之角的长期转型尤其是军事化发展，美国和平研究所于2020年10月底提出，美国政府应有一个完整的非洲之角战略，具体包括4个支柱：一是避免非洲之角陷入中东敌对的政治和外交战略，推动建构一个最小化竞争、最大化合作的地区架构；二是推动克服美国政府内部官僚障碍的结构性改革，任命一名负责红海问题的特使或指定副国务卿作为制定和执行红海领域综合战略的跨部门机构领导；三是重新调整美国援助，将非洲之角纳入优先援助地区，并将优质工业区作为红海地区各国的合作平台，促进整个地区的包容性、合法治理和经济增长；四是推动美国国会更加积极地参与相关政策制定。尽管这一战略设想貌似中立，但通过在短期内推动阿联酋、巴林、苏丹及摩洛哥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美国现在不仅有更多战略手段应对主要由海湾国家冲突而导致的非洲之角军事化发展，更可通过两大手段将中国影响力“推回”：通过塑造地区合作框架，实现“管理”中国在吉布提海军补给基地的目标；通过遴选优质工业区作为红海地区合作平台，进而“贬抑”中国在非洲之角尤其是在埃塞俄比亚的境外经贸合作区的影响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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