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统计,在新加坡,平均每4-5户家庭中就会有一个家庭聘请女佣。新加坡也逐渐构建和发展起一套独特的外佣制度。近年来,女佣和雇主间互相伤害的案例屡见不鲜,女佣方面,从小偷小摸到虐待老人小孩;雇主方面,诸如雇主虐待女佣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如此看来,新加坡的女佣制度仍存在漏洞。本文将首先简要回顾新加坡女佣制度的发展历程,再结合相关案例简要评析新加坡的女佣制度。
近日,缅甸籍女佣磅艾赫多恩(Piang Ngaih Don)虐死案在新加坡高庭审理。磅艾赫多恩的女雇主盖娅蒂丽(Gaiyathiri D/O Murugayan)在高庭上俯首认罪,承认其虐待磅艾赫多恩超过九个月,并最终导致女佣死亡。消息一出,引起新加坡各界的广泛关注,有关女佣的生存处境再次被提到风口浪尖。本文将聚焦新加坡的女佣制度,对新加坡的女佣制度进行简要评析。
二、新加坡的女佣和女佣制度
根据新加坡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截至2020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为5,685,807人。图一是新加坡总理公署发布的《2020年新加坡人口简报》中的新加坡人口数量图,显示了2020年6月以前新加坡的人口类型分布。在新加坡,FDW(Foreign Domestic Workers)指的就是外籍女佣群体。FDW群体占据了新加坡外来人口的15%,是新加坡非居民人口中人数排行第三的群体。除了人数众多,外籍女佣在新加坡也经历了历史的演变。
(一)女佣在新加坡的演变
早在19世纪30年代,一些有经济条件的新加坡家庭就开始聘请女佣,主要负责在家照顾孩子和料理家务。一些较为富裕的家庭里甚至会聘请多个女佣,每一个女佣的分工都有所不同。那时新加坡的女佣主要来自中国广东顺德或东莞地区。由于广东顺德一带的丝绸业发展不景气,当地一些原本以缫丝为业的自梳女为了维持生计,就前往新加坡、马来西亚或中国香港、澳门等地当女佣,这些女佣被称为“妈姐”。根据由顺德妇女练会编著的《顺德自梳女》,“在女佣的生活中,她们与主人家一道携手走过几十年的悲喜欢戚,成为彼此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她们获得一个令人尊敬的称谓:妈姐。这是介于干妈与远方大姐之间的尊称。”妈姐通常扎着大松辫、身穿白衣黑裤,甚至逐渐成为一种文化现象。新加坡文化研究员李国梁曾著《广东妈姐:顺风下南洋,德行传人间》一书,勾画妈姐形象。妈姐通常被当作雇主家庭的一员,很受尊重。(新加坡直通车,2020)很多家庭把孩子交给妈姐照顾,并让妈姐严加管教。妈姐的角色甚至更像孩子的另一个父母。新加坡国父李光耀家中也曾雇了一位来自广东顺德的“妈姐”欧阳焕燕。欧阳焕燕主要负责照顾李家三兄妹,前后累计在李光耀家工作了40年左右。
19世纪60年代,随着新加坡实现独立以及开始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女性开始工作赚钱,新加坡的双薪家庭也越来越多,家中的老人和孩子均无人照料,新加坡家庭对女佣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同时,早前一批从中国下南洋的妈姐随着年龄增大大多返回故乡,妈姐的数量也随之逐渐减少,无法满足新加坡对女佣的需求量。为了解放女性,帮助其更好地将精力放在工作上,新加坡政府随之在19世纪70年代出台《外籍女佣计划》(Foreign Maids Scheme)。(Lynn Ng Yu Ling,2020)在计划下,包括菲律宾印尼和泰国等国在内的新加坡邻国女性可前往新加坡工作,这也是如今新加坡女佣的雏形。
(二)早期新加坡的女佣制度
如其他亚洲四小龙一样,新加坡聘请女佣通常也自成一套较完善的体系。女佣前往新加坡工作需要首先获得工作准证。工作准证有效期通常是两年。到期后女佣若要继续留在新加坡,则必须通过向当局申请延长准证这一方式。早期新加坡政府针对女佣的相关法律规定存在诸多问题。在新加坡,雇主一旦雇佣女佣,则需承担女佣包括衣食住行和医疗方面的全部费用。外籍女佣因要居住在雇主家中,与钟点工有着截然不同的工作性质。对于女佣在雇主家中这一私人空间内究竟遭到何种对待,外人终究是不得而知。新加坡主要华文媒体《联合早报》向新加坡国家法院取得的数据显示,2011年新加坡出现14起伤害女佣的案件被提控;2012年出现18起;2013年和2014年各出现23起;2015年增至26起。虐佣案件包括蓄意伤害、持武器伤害和严重伤害三类,当中以蓄意伤害最为普遍。人权观察曾在采访了超过100名新加坡外籍女佣、有关政府官员和女佣中介后,于2005年12月发布一份长达124页的报告。报告中指出,外籍女佣在新加坡工作时面临着严重的迫害,包括身体暴力、剥夺食物以及被幽禁等。人权观察执行长Kenneth Roth 指出,“许多女佣无薪工作好几个月来偿还工作中介所的债务,她们不仅每天的工作时数长,甚至一个星期还得工作七天,没有休息日。不然就是被拘禁在家。由于新加坡并未把女佣算作一般的劳工保护法里的成员,导致女佣更易受到迫害”(人权观察,2005)。对此,现任新加坡国会议长的陈川仁(时任新加坡国家发展部兼人力部政务部长)于2012年3月5日宣布,2013年1月1日起,所有在新加坡的外籍女佣每周都将享有一天法定假日。如果雇主和女佣双方达成一致,女佣可在休息日“上班”,但雇主须支付“加班费”。这无疑是一项重要改革,缺乏足够的保护使寄宿制家政服务成为压力非常大的行业。这种情形下,许多女佣难以适应与社会隔绝的环境以及雇主的要求,开始感到焦虑、抑郁和孤独。而每周休息一天则将在调节女佣的情绪和身心健康中发挥重要作用。联合国妇女署官员特里娜·良·林也对新加坡女佣休息制度的这一改革表示肯定,特里娜·良·林表示,“我们乐见新加坡在推进本国法律法规与国际用工标准接轨方面迈出重要一步。”
三、评析新加坡的女佣制度
(一)新加坡女佣制度的可取之处
雇主方面,得益于新加坡长期以来对女佣需求量较大,新加坡有包括劳务中介协会在内的诸多女佣中介机构或组织,专门充当女佣与雇主间的桥梁。雇主可通过一些知名大型女佣中介机构、小型中介机构或私人介绍三种方式挑选女佣。雇主也可以通过新加坡人力部设立的专门网址查询所选中介机构是否是合法注册登记的女佣中介机构,以及通过查询中介机构的违规积分和转介率了解该机构的可靠度,从而最终选取合法且可靠的女佣中介机构。根据新加坡人力部的规定,若想要雇佣女佣,雇主须满足以下条件,包括年满21岁;具有一定财务能力;并未患有任何或将对女佣造车伤害的疾病等。此外,初次雇佣女佣的雇主必须完成“雇主培训课程(EOP)”。“雇主培训课程”累计时长为3小时,旨在帮助雇主了解雇佣女佣所应承担的责任以及所需扮演的角色。除了初次雇佣女佣时需要完成“雇主培训课程”外,根据规定,在12个月内累计更换3个以上女佣且还想再次申请新女佣的雇主也必须再次完成“雇主培训课程”。这就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雇主的门槛。通过“雇主培训课程”,雇主对自己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有清晰的认知,这也有助于保障女佣的权益不受到侵犯。此外,雇主必须为女佣购买保证金和医疗保险。但此前雇主无需承担女佣前往新加坡工作过程中的行政费用,而是暂时通过预先取用工资的方式帮女佣支付行政费用,后期雇主定期从每月薪水中扣除相关费用。2020年12月底,印度尼西亚政府宣布于2021年1月1日起推出女佣“零负债”政策,雇主将必须完全负责女佣出国的所有行政费用,包括办理护照、健康检测、训练课程,以及安排工作的费用等。根据新加坡人力部2020年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0年6月,在新加坡工作的外籍女佣人数达252600人。其中,按劳务中介协会的估计,有至少50%女佣来自印尼。若按照新政策执行,那么新加坡雇主雇用印尼女佣的费用将显著提高。
女佣方面,根据规定,女佣的年龄必须满足介于23-50岁之间。初次前往新加坡工作的女佣在抵达新加坡的三个工作日内必须参加“适应本地生活课程”(Settling-in-Programme),以及在抵达新加坡的14天内顺利通过由新加坡注册医生为其进行的身体检查才能获得工作准证。“适应本地生活课程”作为政府为初次工作的女佣进行的为期1天的定向计划,内容涵盖如何适应在新加坡的工作和生活;整体工作内容和注意事项;须遵守的法律法规以及一些必要的安全预防措施等。“适应本地生活课程”旨在帮助女佣为其在新加坡的新生活做好必要准备。同时,为避免出现女佣遭到雇主暴力对待的问题,根据新加坡人力部规定,正式开始工作的女佣则须按照规定由雇主每六个月带其进行一次体检(Six-Monthly Medical Examination),否则新加坡人力部将撤销女佣的工作准证。体检费用由雇主承担。在进行体检时,女佣可向医生反映身体是否有异常不适。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医生也将及时向有关部门上报相关信息,以及时发现女佣的不利处境并采取措施。同时,若女佣被检查出怀孕、感染梅毒或艾滋病病毒或出现肺结核,则须取消该女佣的工作许可准证并立即将其送回其国家。
(二)新加坡女佣制度的不足
近年来,新加坡女佣和雇主间“互相伤害”的案例屡见不鲜。女佣方面,从小偷小摸到虐待老人小孩;雇主方面诸如雇主虐待、监禁女佣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如此看来,新加坡的女佣制度仍存在不足。
1、女佣不受《雇佣法》保护 导致女佣陷入被动
根据新加坡女佣制度中的住家规定(Live-in Requirement),女佣要长期寄宿在雇主家中,这就意味着女佣的工作场所是较为私人的环境,外界难以知晓女佣究竟处于怎样的处境之中。许多雇主也因此很容易逐渐将女佣视作私人财产,而这也是由雇佣合约中存在的明显偏向间接导致的。在新加坡,外籍女佣是唯一一个不受《新加坡雇佣法》保护的群体。外籍女佣只能从《外国人力雇佣法》中获得法律保护。女佣的工资、工作时间、工作内容都可以由雇主决定。女佣也并不享有诸如最低工资和最高工时之类的保障。《外国人力雇佣法》中要求雇主给女佣提供“充足的休息”、“充足的食物”和“可接受的住宿”,然而这些限定词都含糊不清,并没有明确为雇主指出“充足的”定义是什么,这就导致雇主常常钻空子,进而出现女佣超长工作时长,以及吃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食不果腹的情况。另外,在休息日方面,尽管新加坡当局已于2013年正式给予女佣每周一天休息日的基本权利,但这仍不能改变女佣在多数情况下仍面临被动的局面。
2、雇主需对女佣的一切负责 出现特殊情况时雇主压力较大
在新加坡请一个女佣与在国内找个保姆截然不同。如前文中笔者提到的,女佣前往新加坡需要获得外籍家庭佣工工作准证。且女佣能留在新加坡唯一的方式就是要持有工作准证,这就意味着帮助女佣获得工作准证的雇主需要对女佣在新加坡的一切负责。女佣若是在新加坡期间违反新加坡相关法律,或出现任何人身意外,雇主都要承担责任。如果一切正常倒也相安无事,但事情往往不尽如人意。一旦女佣出现什么突发事件,雇主也将面临巨大的压力。举个例子来说, 2020年7月,新加坡一名名为May Thu的26岁缅甸籍女佣从女佣中介的宿舍4楼坠楼, May Thu的雇主陈月美在接受采访时称她与May Thu的关系很好,May Thu原定于2020年4月回缅甸度假,但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却迟迟无法动身,这让May Thu十分沮丧。到了2020年7月,陈月美察觉May Thu的心情并没有好转,经过一番商榷,她决定让May Thu休假一个星期。休假期间May Thu就暂时回到女佣中介中心的宿舍居住,然而就在休假期间,林月美突然收到 May Thu坠楼的噩耗。截至2020年9月林月美受访时,May Thu的医药费已超过9万新元,根据规定,这些医药费都要雇主林月美家庭承担,这对林月美家庭来说无疑也是巨大的压力。(8 World,2020d)除了经济上的压力之外,雇主的安全有时也会遭到威胁。一些女佣在外借高利贷后逃跑,雇主家被放高利贷的不法组织泼油漆的案例也不在少数。归根到底,这都是由雇主需要对女佣的一切负责,并负担女佣的大部分责任所导致。
3、警方和总检察署的作业程序尚不严明
2020年的莉雅妮(Parti Liyani)偷窃案曾闹得沸沸扬扬。该案的“主人公”莉雅妮是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原主席廖文良的印度尼西亚籍前女佣,于2016年12月因涉嫌偷走廖文良家中3万多新元的财物被捕,2017年8月被控,2019年3月罪名成立,被判坐牢两年又两个月。2020年9月8日,莉雅妮获高庭裁定上诉得直,成功洗脱偷窃罪名,并最终无罪释放。由于该案中牵涉到的主人公身份与阶级悬殊,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引起新加坡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新加坡多名领袖和部长也针对此案发表看法。新加坡内政部兼律政部长尚穆根更是针对此案在国会发表部长声明。尚穆根在部长声明中指出,在整个案件中,廖文良没有施压或以任何方式影响这起偷窃案的侦办,各个司法机构也秉公处理。莉雅妮最终成功沉冤昭雪体现出新加坡的刑事司法制度依然行之有效,但过程中存在的一些疏忽之处仍须改进。据调查,当时负责调查该案件的警方和检察官在作业程序上出现了一些纰漏,如证物监管链存在漏洞、警方为莉雅妮录口供时只提供证物的黑白照、并未安排印尼语翻译员等。正是由于警方和检察官在执法过程中并未严格落实应当严明操作的每一步作业程序,才最终导致莉雅妮被冠以偷窃的罪名。对此,2020年11月5日,新加坡副总理兼经济政策统筹部长及财政部长王瑞杰在Facebook发文,发表其对廖文良女佣案,以及新加坡司法制度现状的看法时曾指出,在莉雅妮一案中,警方和总检察署的确存在改进空间。王瑞杰也强调政府会坚持法治,维护司法体系廉洁公正,当局也将不断改进,确保法律面前人人都能得到公平、正义和平等的对待。
4、女佣申诉成本较高 多数女佣无法负担
在莉雅妮一案中,尽管莉雅妮最终成功摆脱了偷窃罪名,但在打官司的漫长四年间,莉雅妮也因为花销过高曾想过放弃申诉。最终,在莉雅妮成功洗刷冤屈之时,她累计蒙受多达71,000新元的损失。这么高昂的费用足以让很多人选择放弃继续申诉,如果莉雅妮因高昂的费用放弃申诉,结果必将成为一起冤案。另外,在莉雅妮一案中,如果不是女佣义务代表律师阿尼尔(Anil Balchandani)的坚持不懈、客工援助组织“情义之家”(HOME)的支持,以及法官陈成安的明察秋毫,莉雅妮或许就无法义无反顾的坚持申诉,如此,沉冤也不会得以昭雪。考虑至此,新加坡当局或可推出更多援助措施,或成立援助机构,为女佣提供免费法律服务,帮助女佣更好地合法维权,而不是因承担不起相关费用而导致最后成了冤案。
5、女佣中介数量多 对女佣的资料把控不准确
新加坡女佣市场广大,据统计,在新加坡,平均每4-5户家庭中就会有一个家庭聘请女佣。新加坡的女佣中介组织数量也十分客观。在新加坡,女佣中介通常包含三种类型,即一些知名的大型中介机构、武吉知马大厦和后港购物中心等地的小型中介机构,以及有口碑、无完善制度规定的私人中介。作为雇主和女佣之间的中间人,中介的最终目的是将合适的女佣介绍给雇主,从而赚取中介费。中介必须保证自己手中有足够数量的女佣供雇主挑选。为此,一些中介开始不严格按照新加坡人力部对女佣的要求择选女佣,并以“高薪”诱惑许多年龄尚未满23岁的女性前往新加坡工作。前不久(2021年2月23日)在新加坡高庭审理的缅甸籍女佣磅艾赫多恩(Piang Ngaih Don)虐死案中,死者(女佣磅艾赫多恩)在2016年前往新加坡工作时其实仍未达到新加坡外籍女佣法所规定的至少23岁的工作年龄。无良的女佣中介当时却贿赂移民官员,篡改了她护照上的出生日期,让她的生日提早了两个月,恰好符合适工年龄。新加坡纪录片制作人李成琳在前往缅甸探访女佣磅艾赫多恩的家人时了解到这一点。李成琳表示,“她(磅艾赫多恩)当然不知道这些规定。不过她的中介知道,而且毫不在乎。如果他们等到她达到法定年龄,她就会晚一个月才到新加坡。很有可能,她就会去往另一户家庭工作。她现在可能还活着。”(红蚂蚁,2021)
四、对新加坡女佣制度的展望
从前文中不难看出,虽然新加坡在女佣方面的有关规定已相对完善,但新加坡的女佣制度中仍存在一些不足。2020年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也给新加坡的女佣市场造成了不小的影响,未来新加坡的女佣制度上能够在哪些方面进行调整,笔者在此做简要分析。
(一)新加坡当局应加强与女佣中介组织等与女佣有接触的组织的联系
中介作为连接雇主与女佣之间的桥梁,长期在雇主与女佣之间扮演着重要角色,也是相对较了解女佣近况的一方。为避免出现意外情况,新加坡人力部应加强与女佣中介组织等与女佣有接触的组织(如女佣中介所)的联系,了解女佣的生活状况。同时当局应强制雇主让女佣享有休息日,好让那些陷入困境的女佣有机会向外界求助。此外,当局也应制定法规,规定中介组织每隔一段时间对女佣进行上门回访,以了解女佣的生活条件,确保女佣的合法权益受到保障。
(二)完善女佣身体检查相关举办和监督机制 同时为女佣进行心理健康检查
在新加坡,根据规定,女佣每6个月都必须接受一次身体检查,如果出现异常情况,医生将会将相关情况上报。对于陷入不利处境的女佣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寻求援助的机会。新加坡当局也应切实落实相关规定,在为女佣检查身体时认真对待,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应立刻上报。同时,当局也应为女佣进行心理检查,并及时帮助女佣调整心态,以免出现女佣自己陷入负面情绪而最终走向绝境的情况。
(三)定期为雇主进行心理咨询 了解雇主心理状况
为保证女佣不会遭受雇主的暴力对待,除了定期为女佣进行身体检查外,为雇主定期进行心理检查也是十分重要的。长期以来,新加坡当局始终聚焦于从女佣的健康状况观察女佣的处境。然而,在新加坡的多个雇主虐佣案中,不少雇主最后都被诊断出患有诸如产后抑郁症、人格障碍躁郁症等短期或长期心理疾病。如在缅甸籍女佣磅艾赫多恩(Piang Ngaih Don)虐死案中,一开始,磅艾赫多恩总是遭到雇主盖娅蒂丽一家(包括女雇主盖娅蒂丽、女雇主母亲普蕾玛和女雇主丈夫凯文切尔瓦姆)的斥责,后续逐渐演发成各种身体暴力和施虐行为。据报道,女雇主盖娅蒂丽在女佣磅艾赫多恩刚开始工作的前几个月就对她有诸多不满,包括嫌弃她手脚慢、卫生习惯差,以及食量太大。经过诊断,女雇主盖娅蒂丽后来被证实患有强迫型人格障碍及严重抑郁症。患有心理疾病的雇主不可避免的会容易将女佣当做撒气的对象,导致女佣陷入不利局面。所以,在笔者看来,不仅仅是为女佣定期进行身体检查和心理引导是重要的,定期考察雇主的心理状态也不可或缺。
(四)鼓励雇佣女佣家庭安装摄像 方便必要时取证
2021年2月23日新加坡高庭开审的缅甸籍女佣磅艾赫多恩(Piang Ngaih Don)虐死案中,最终帮助警方了解到该案真相的就是磅艾赫多恩的雇主盖娅蒂丽(Gaiyathiri D/O Murugayan)家中安装的摄像。女佣的工作场所是私人场合,鼓励雇主在家中安装摄像,有利于在意外情况发生时取证,同时也将一定程度上约束雇主和女佣双方的行为举止,避免出现极端情况。
五、总结
毫无疑问,新加坡的女佣制度经过多年的查漏补缺已形成一套成熟的体系,但仍存在一些问题,如女佣不受《雇佣法》保护,导致女佣陷入被动;警方和总检察署的作业程序尚不严明;女佣申诉成本较高,多数女佣无法负担;女佣中介数量多,对女佣的资料把控不准确等等。尽管也有少数女佣在工作期间做出一些不合规矩甚至违背人性的极端事件,但毫无疑问,大多数外籍女佣仍在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对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女佣作为隐藏在无数个小家庭背后默默奉献的群体,也为新加坡家庭做出了许多贡献,是新加坡发展过程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展望未来,希望这个朴实、勤奋的群体能够被好好对待,受到其应得的尊重。
参考文献
[1] 红蚂蚁,(2021),遭虐死的缅甸籍女佣是单亲妈妈 心疼的国人欲捐款帮助她八岁儿,https://www.redants.sg/overview/story20210226-4937,[2021年2月26日]。
[2] Lynn Ng Yu Ling,(2020).Beyond a ‘politics of survival’:Transforming Singapore’s migrant domestic worker labor regime.[online]LAUSAN.Availableat:https://lausan.hk
/2020/beyond-politics-of-survival/,[2020年3月13日]。
[3] 人权观察,(2021),新加坡:家务工遭受严重的迫害, https://www.hrw.org/zh-hans/news/2005/12/07/229397,[2005年12月7日]。
[4] 新加坡直通车,(2021),新加坡“无处安放”的外籍女佣,https://www.xinjiapo.news/news/30955,[2020年6月23日]。
[5] 8 World,(2020a),女佣与工作准证者 抵新前须买冠病保险,https://www.8world.com/news/singapore/article/work-permit-covid-insurance-1351721, [2020年12月31日]。
[6] 8 World,(2020b),人力部:外籍女佣休息日 必须留家里, https://www.8world.com/news/singapore/article/during-circuit-breaker-foreign-domestic-workers-must-stay-home-on-rest-day-1098801,[2020年4月12日]。
[7] 8 World,(2020c),人力部:阻断措施结束后 女佣休息日应继续留在家, https://www.8world.com/news/singapore/article/domestic-workers-should-continue-to-stay-home-on-off-days-even-after-circuit-breaker-is-lifted,[2020年5月21日]。
[8] 8 World,(2020d),女佣从宿舍坠楼 雇主:疫情封锁 女佣沮丧, https://www.8world.com/news/singapore/article/frontline-covid19-domestic-helpers-mental-health-concerns-1241336,[2020年9月4日]。
撰稿人:新加坡舆情助理 张瑶瑶
封面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文章来源“中国—东盟区域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东盟信息港大数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