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首先通过对比希望联盟执政时期与国民联盟执政时期马来西亚不同政党在国会下议院议席数量、执政党和在野党阵线组成结构变化。然后分析国民联盟执政以来马来西亚政党关系表现出的主要新特点，具体表现为：右派势力重新掌权、“两线”政治博弈加剧、政党阵线内部结构更为松散、政党体制表现出部分“共识型”民主特征是。最后，根据马来西亚政党关系变化新特点，本文将对马来西亚第15届大选以后的政党关系进行简单预测。

2020年2月底发生的“喜来登行动”让马来西亚发生了一次“非常规”的政权轮替，国民联盟（Perikatan Nasional）政府在这次政权轮替中获得执政权。此次非大选年的政权轮替改变了希望联盟（Pakatan Harapan）政府执政时期维持的政党关系，使马来西亚政党关系出现一些前所未有的发展趋势。为了更直观阐述马来西亚政党关系的变化，本文将通过对比希望联盟执政时期和国民联盟执政时期马来西亚不同政党所掌握的国会下议院议席数，以及两届政府执政时期，执政党阵线和在野党阵线内部组成结构为内容。

选择马来西亚不同政党在国会下议院中的议席数为内容绘制马来西亚政党关系光谱图，是因为在下议院获得多数席位的政党获得组阁权。一个政党在国会下议院拥有的议席越多，则该政党在政治活动中拥有的话语权就越大。马来西亚的政党制度称为“两线制”。“两线制”是以英美的“两党制”为蓝本，结合马来西亚多元族群的选民结构特点，从“两个政党”发展成“两个（多元族群）阵线”（黄进发，2017）。马来西亚执政党阵线与在野党阵线之间的政治话语权对比可以通过两个阵线所掌握的国会下议院议员支持数看出。在马来西亚，执政党和在野党阵线内部都会存在一个较大政党联盟来主导的联合政府，本文用“核心政党联盟”表示。从2018年大选结果来看，当时朝野阵线的核心政党联盟分别为希望联盟和国民阵线；“喜来登行动后”朝野阵线的核心政党变成了国民联盟和希望联盟。核心政党之外，其他拥有国会下议院议席的政党（联盟）都会表态自己支持两个阵线中的一个核心政党联盟，从而形成两个阵线制衡的格局。

希望联盟执政时，该联盟的核心政党为人民公正党（简称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土著团结党（简称土团党）和国家诚信党（简称诚信党）。借鉴马来西亚时评人郑至健的观点，希望联盟源于“一个以烈火莫熄之名聚集了20年公民社会、反对党和人民追求平等和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和反对阵线（郑至健，2020）”，在马来西亚政党光谱中政治立场偏左，本文将其领导的阵线简称为“左派阵线”，代表马来西亚左派势力。“喜来登行动”后，希望联盟内部政党政治分歧暴露，土团党穆希丁派系脱离希望联盟，联合当时在野党阵线中的伊斯兰党、国民阵线等政治力量组建国民联盟政府。国民联盟政府执政后，执政党阵线的核心政党联盟由土团党、伊斯兰党和沙巴立新党（简称立新党）组成，因巫统所拥有国会下议院议席数占比高是重要的合作政党。土团党、伊斯兰党和巫统的核心理念均坚持马来人优先、强调宗教地位、捍卫马来统治者。由这几个政党主导或支持的阵营，在马来西亚政党光谱中政治立场偏右。本文将这几个政党主导或支持的国民阵线、国民联盟简称为右派阵线，代表马来西亚右派势力。

在执政党阵线和在野党阵线内部，政党（或是政党联盟）参与组成阵线的形式分为两种：一是成为所支持阵线的成员党（或是成员政党联盟）；二是成为所支持阵线的合作党（或是合作政党联盟）。根据笔者对马来西亚各政党在政治活动中表现观察，成员党与合作党相比，成员党与阵线的关系更为紧密，一般与阵线内话语权最大的成员党在政治行动中保持一致；而合作政党表态支持阵线的同时自身保持更多的独立性，在政治行动中并不完全与阵线内话语权最大的成员党保持一致。若以一个品牌开设分店来比喻，成员党可被看是做所支持阵线的“直营店”，而合作党则是所支持阵线的“加盟店”。为了清晰阐述一个阵线内部成员党（联盟）和合作党（联盟）的变化，本文采用不同深度的红色或蓝色加以区分。国民联盟政府执政以来，政党参与组成阵线的形式相较希望联盟时期偏好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也将在下一部分详细阐述马来西亚政党关系光谱图中有直观体现。

二、国民联盟执政以来马来西亚政党关系的变化

2020年3月，国民联盟政府通过非民选的方式获得政权。此次政权轮替后执政阵线和在野党阵线的国会下议院议员支持议席数无法像历届大选那样直接从竞选结果获得。笔者选择了两个时间点的马来西亚政党关系来绘制政治光谱图进行对比分析：2019年11月16日和2021年1月12日。

马来西亚在2018年第14届大选以后，分别在森美兰州波德申、彭亨州金马仑高原、沙巴州山打根和柔佛州丹绒比艾迎来4场国会议席补选。国会议席补选结果于2019年11月16日出炉。此后，希望联盟执政期间，国会议席没有再出现朝野阵线间的变更。2021年1月12日，马来西亚国家皇宫发表声明，宣布最高元首阿卜杜拉同意全国即日起进入紧急状态以对抗新冠肺炎疫情。总理穆希丁当日中午进一步阐述紧急状态具体措施，称其间将停办选举（中国新闻网，2021）。选举停办也意味着议席数量的变化不会影响执政党阵线和在野党阵线的地位，而进入紧急状态前的朝野阵线国会下议院议席数成为最后可靠的参考数据。

第一，朝野阵线颜色对调。由于希望联盟（除土团党外）失去执政权重新变成在野党，在野党阵线政治立场由左转右；国民联盟在土团党、伊斯兰党和巫统的支持下执政，执政党阵线政治立场由左转右。

第二，执政党阵线与在野党阵线的政治实力差距缩小。对比两个时间点的马来西亚政党关系光谱，执政党阵线和在野党阵线所获得的国会下议院议席总数差距从58票缩小至2票（注：由于马来西亚实施紧急状态，沙巴州三脚石和霹雳州宜力两场国会议席补选未进行）。根据马来西亚宪法，总理由最高元首任命，且必须是一名“在最高元首看来会得到国会下议院多数议员信任的议员”。同时，如总理无法获得下议院多数议员支持，就必须辞职，除非最高元首在这名总理建议下解散国会（林昊，2020）。非紧急状态下，在国会获得超过50%下议院议员支持是一个政治联盟组阁的必备条件。目前由国民联盟领导的执政党阵线因支持票数在过半数门槛边缘徘徊，其政治实力不如希望联盟时期的执政党阵线。

第三，在执政党阵线与在野党阵线内部，合作政党（联盟）的议席数都有所增加。从图2各政党议席数可以看出，希望联盟政府执政后期，左派阵线内合作政党（联盟）议席数在阵线中占比7.19%，右派阵线内合作政党（联盟）议席数在阵线中占比27.16%。国民联盟政府执政后，左派阵线内合作政党（联盟）议席数在阵线中占比上升至18.02%，右派阵线内合作政党（联盟）议席数在阵线中占比上升至54.13%。合作政党（联盟）议席数占比上升一定程度上说明执政党阵线与在野党阵线内部政党之间的合作的紧密性减弱。

三、国民联盟执政以来马来西亚政党关系的新特点

这一部分，笔者将通过上一部分关于中马来西亚政党关系变化结果，结合中国—东盟信息港大数据研究院东盟舆情监测平台收录的马来西亚政治新闻事件，分析国民联盟执政以来马来西亚政党关系的新特点。

（一）右派势力重新掌权

2018年大选前，巫统所领导的国民阵线长期执政马来西亚，也意味着马来西亚的右派势力在政治中长期保持优势。随着希望联盟的上台，马来西亚实现了第一次政权轮替。但马来西亚华团民权人士所设想的“朝野两大阵线轮流执政，形成类似英美两党政治的政党生态（潘永杰，2019）”并未能最终实现，希望联盟的任期被政治危机打断，右派势力再次主导马来西亚联邦政权。

（二）“两线”政治博弈加剧

国民联盟政府执政以来，由于执政党阵线与在野党阵线的政治实力差距缩小，两个阵线之间的政治博弈加剧。

国民联盟政府的组阁权是通过马来西亚最高元首须委任获得，并未经过大选，不符合马来西亚政治传统，国民联盟领导的执政党阵线在国会下议院所拥有的议员支持数从穆希丁被委任为总理的那一刻起至今一直存在争议。从国民联盟组阁成功至马来西亚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前，以希望联盟为主的在野党阵线就多次通过国会挑战执政党阵线的组阁资格

目前处于紧急状态下，马来西亚暂时不会发生政权轮替，但两个政党阵线之间的博弈一直未停止。2021年1月12日之后，陆续出现国会议员表态转换支持阵线的新闻报道，例如，2021年2月28日，公正党议员孙伟瑄和钟少云表态支持国民联盟政府。3月13日，公正党国会议员西维尔宣布以独立人士身份支持国民联盟政府。此外，有媒体爆料两个执政阵线为获得更多国会下议院议员支持数，疑似使用违规手段。2021年3月7日，公正党议员娜特拉针对有人企图利诱她跳槽事件，向马来西亚反腐败委员会举报；前全国总警长在4月30日卸任前最后一场记者会上，发表了“我致力于打击警队贪污，但外面的政治人物却醉心于权利，青蛙（指改变支持阵线的议员）一下跳这里、一下跳那里，这很明显存在贪污！（中国报，2021）”的言论，引发舆论对政治腐败的关注。如果马来西亚朝野政党阵线所获得的国会议员支持数量不拉开明显的差距，两个阵线之间为争取更多的政治权利还会继续采用各种手段拉拢对方阵线议员，马来西亚的政治博弈将更加激烈。

（三）朝野阵线内部结构更为松散

光谱图显示国民联盟政府执政以来，马来西亚执政党阵线与在野党阵线内部合作政党（联盟）的议席数都有所增加，表明马来西亚目前左派阵线和右派阵线内部政党关系都不如过去紧密。阵线内核心政党联盟对整个阵线的话语权下降。朝野两个阵线都出现核心政党联盟与合作政党（联盟）争夺话语权的事件。

在野党阵线中，重新成为在野党的希望联盟及其合作政党面对新在野党阵线领导人的选择曾出现过争议。公正党安瓦尔因与原公正党署理主席阿兹敏关系处理问题导致党内“敏派”成员流失，这些成员最后加入土团党壮大了国民联盟政府的实力。核心党员的流失使安瓦尔的领导能力受到希望联盟及其合作政党的质疑，沙巴民兴党主席沙菲益曾试图挑战安瓦尔成为在野党阵线领袖，虽然挑战最终未获成功，但沙菲益的举动得到在野党中祖国斗士党创建人马哈蒂尔的支持，表明在野党阵线内部政党之间存在发展方向的分歧，在野党阵线内部没有形成一个关系紧密的整体。

政治立场偏右的阵线中，虽然国民联盟凭借50个议席成为执政党阵线的核心政党联盟，但从单个政党的议席数来看，巫统凭借35个国会下议院议席超过土团党的31个议席成为执政党阵线中议席数最多的单一政党。这也导致了巫统试图以撤回对国民联盟政府的支持来争取在执政党阵线中更大的话语权。执政党联盟内部结构也同样不紧密。

朝野政营内部结构变得更松散，与“两线”博弈加剧有直接关系，朝野政党之间的票数微差，使持有少数席位的政党有机会成为“造王者”，增加这些政党与阵线内拥有多数议席的核心政党联盟谈判的筹码。

（四）政党体制表现出部分“共识型”民主特征

“共识型”民主（Consensus Democracy）是美国政治学会前主席、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利普哈特（Arend Lijphart）提出的一种民主模式。这种民主模式提出了在异质性强、多元化程度高的社会里通过广泛的权力分享来实现社会各个利益群体之间的共识，从而创立了“协和型”民主模式，之后该模式发展为“共识型”民主模式（王燕，2018）。组建大型联合内阁是“共识型”民主一个主要的特征。

马来西亚独立后沿袭了英殖民时期确立的威斯敏斯特民主模式。这种多数民主模式权力集中，得多数票的政党（联盟）获得组阁权，执政党（联盟）和在野党（联盟）之间的关系处于对峙状态。马来西亚执政党阵线和在野党阵线政治博弈加剧就与这种民主模式的局限性有关。

国民联盟政府执政以来，面对政治僵局，部分政治势力开始考虑一些前所未有的模式来解决困境，这些对马来西亚政党体制改变的尝试，表现出部分“共识型”民主特征。例如，面对下届大选可能没有单一政党或较大政党主导的联盟能够通过大选获得过半数支持组阁，马来西亚可能出现选后根据议席数组阁的状况。政党不分党派需要通过协商达成共识组成联合政府。面对联合政府组阁的可能性，目前朝野政党阵线中都有政党在寻找跨越政治立场的组阁合作对象。2021年3月30日，在野党阵营领袖安瓦尔就向媒体公开表示，尽管巫统大会上巫统领导人表示不会与公正党合作，但他不认为与巫统就大选进行合作的可能性已经消失。双方的关系还可以“基于价值观和原则进行评估”（Malay Mail，2021）。5月13日，作为沙巴在野党代表的民兴党主席沙菲益作出不介意与目前是执政党合作政党之一的沙巴团结党合作的表态后，沙巴团结党主席麦西慕在一篇声明中表示，沙巴团结党是多元种族政党，愿意为了沙巴州人民的利益与包括民兴党在内的在野党合作（The Malaysian Insight，2021）。这种跨越政治立场组阁的合作意向，是马来西亚政党政治出现一些“共识型”民主特征要素的表现。

四、马来西亚第15届大选以后的政党关系预测

目前由于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需要，紧急状态下的马来西亚国会暂时延期。由于目前马来西亚新冠肺炎疫情发展趋势尚不明朗，国会最快预计需要至2021年8月1日紧急状态结束后才能恢复正常运作。从目前朝野阵线政治博弈局面看，紧急状态结束后马来西亚极有可能会尽快举行第15届全国大选。

这一部分，笔者将结合国民联盟政府执政以来的政党关系、近期马来西亚各民调机构关于执政满意度的相关调查等资料对马来西亚第15届大选以后的政党关系进行简单预测。笔者认为，第15届大选后马来西亚仍将由右派阵线执政联邦政府，朝野阵营核心政党联盟的话语权进一步压缩，东马地方政党势力对中央政权影响增加。

（一）右派阵线继续执政联邦政府

预测第15届大选后联邦政府仍由右派阵线执政是基于钟摆效应。2018年的首次政党轮替使马来西亚政治光谱首次变色，左派势力执政也首次经历马来西亚社会的考验。但这种从右往左的转变过于剧烈，马来西亚社会并不能很快适应。根据2018年8月26日马来西亚默迪卡民调中心“国家发展方向、领导人能力和当前问题的全国民意”调查报告，受访民众从2018年5月希盟当选执政至2019年6月对政府满意度下降明显。在政府满意度调查中，受访民众对希盟政府的满意度从75%下降至41%。在国家发展方向调查中，认为国家发展方向正确的受访者占比从64%下降至40%，且经济是民众认为国家发展方向有误的主要理由（Merdeka Center，2018）。“喜来登行动”的成功，就是马来西亚社会对本次重大社会变革不适的“自我调节”。政策措施研究中心（INVOKE）调查显示，在2021年2月接受调查的69%受访者对于总理穆希丁和国盟政府的抗疫表现，感到满意（东方日报，2021a）。默迪卡民调中心4月24日的民调显示，总理穆希丁的支持率维持在67%的稳定水平。有70%的选民认为，国盟政府能够高效有序地处理新冠肺炎疫情（东方日报，2021b）。从民调结果来看，目前右派阵营执政是被民众接受的，所以笔者认为在第15届大选后，虽然不能确定哪个政党联盟将成为执政阵线的核心，但受选举钟摆效应影响和新冠肺炎疫情下的国家经济恢复缓慢影响，马来西亚仍将由偏向维持社会传统的保守右派阵线继续执政联邦政府。

（二）朝野阵营核心政党联盟的话语权进一步压缩

由于朝野“两线”政治博弈加剧，无论左派还是右派阵线的核心政党联盟都难以凭借联盟自身实力实现组阁。面对第15届大选，核心政党联盟为赢取足够国会下议院议席组阁将被迫选择与自己政治立场差异巨大的政党（联盟）合作，这种基于追求最大支持数而不是共同政治理念建立的阵线，在大选结束后阵线内部政党之间将更多保持合作关系而不是结盟，阵线内部结构仍旧松散而不稳固。为保证合作政党留在己方阵线，核心政党联盟需向合作政党（联盟）让渡更多政治权益，导致核心政党联盟的话语权进一步压缩。此外，政治立场差异巨大的政党组建阵线，还会导致阵线的政治立场不明确，削弱核心政党联盟对自己选民基本盘的号召力，从而影响整体政治话语实力。国民联盟政府执政以来，有媒体称，巫统有意与在野党党阵营中的公正党合作以遏制执政党阵营中的土团党，此消息在巫统党内引起极大争议。为平息争议，巫统主席阿末扎希不得不在2020年巫统代表大会上以“拒绝安瓦尔、拒绝行动党”的口号否认了相关合作的预测。从此事件可以看出，未来第15届大选中若有政党选择跨政治立场合作，会对政党的号召力带来影响。

（三）东马地方政党势力对中央政权影响增加

东马地区的沙巴砂拉越两州因历史原因在面对联邦政府时政治诉求比较清晰，即恢复沙巴砂拉越建国伙伴地位。关于恢复东马二州自治权的问题存在的争议比较少，又因为东马两州政党拥有国会下议院31个议席，使东马政党成为朝野政党阵线积极争取的对象。沙巴砂拉越的政党已通过最近两次联邦政权轮替明显感受到西马政党权力的分散。在关于第15届大选后的利益分配问题时，东马政党除了巩固自身在沙巴砂拉越地区的利益外，也将索要更多中央权力。这种权力索求在国盟执政时期就已经有所表现。例如国盟政府成立时，设立了总理府沙巴沙捞越事务部长，目前部长职由沙巴团结党（简称沙团结党）主席马克西姆（Maximus）担任，这是马来西亚联邦政府首次设立专门的东马事务部长。在野党阵线中，沙巴民兴党有意向西马扩张，马来西亚民主联合阵线（简称民联阵或MUDA）暂时未能完成社团注册局注册，面对下届大选可能需要借助其他政党的旗帜参选，在2020年4月17日的网络直播活动中，民联阵创始人赛沙迪就透露他在与民兴党主席沙菲益讨论合作事宜（Malaysiakini，2021）。若两党合作，民兴党在下届大选后有机会将政党势力延伸至西马半岛地区。

五、小结

希望联盟执政时期与国民联盟执政时期马来西亚不同政党在国会下议院议席数量、执政党和在野党阵线组成结构变化。从政治光谱看，国民联盟政府时期马来西亚政党关系变化表现为朝野阵线颜色对调、执政党阵线与在野党阵线的政治实力差距缩小、执政党阵线与在野党阵线内部合作政党（联盟）的议席数都有所增加。分析国民联盟执政以来马来西亚政党关系的新特点，可以概括为马来西亚联邦政权重新由右派势力掌握、朝野“两线”政治博弈加剧、朝野阵线内部结构变得更加松散并且政党体制表现出部分“共识型”民主特征。根据马来西亚政党关系现状，本文预测在马来西亚第15届大选之后右派阵线继续执政联邦政府、朝野阵营核心政党联盟的话语权进一步压缩并且东马地方政党势力对中央政权影响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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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东盟区域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东盟信息港大数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