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背景可反映领导者的专业素质。本文首先收集整理后威权时期三届马来西亚政府内阁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信息，确定教育背景信息主要数据统计指标。然后，根据统计指标对后威权时期不同届政府内阁领导人教育背景进行分析。最后，根据统计分析结果，本文总结教育背景中的后威权时期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形象特征。

本文的内容为探析马来西亚政府形象可视化方案的一部分。马来西亚联邦内阁领导人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马来西亚政府的形象。笔者认为，对领导人形象的评估，其本质是一种关于领导者素质在行政活动中表现的评价。领导者只有按照现代公共管理的要求，不断加强自身的素质养成和能力训练，才能胜任复杂公共事务治理的需要（李阳、陈尤文，2017）。根据领导者素质的相关概念，领导者素质构成主要分为政治素质、道德素质、身心素质和专业素质，而教育背景可反映领导者的专业素质。

根据经济学中的信号理论，信号传递方和接收方可以通过让传递方发送信号向接收方透露一些相关信息来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在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在其劳动力市场模型中，（潜在的）雇员通过获得教育证书向雇主发送关于他们能力水平的信号。学历的信息价值来自于雇主认为学历与能力较低的员工获得能力和难度较大呈正相关。因此，该证书使雇主能够可靠地区分低能力工人和高能力工人（Michael Spence，1973）。我们可以借助迈克尔·斯宾塞的研究成果分析教育背景对领导人形象的影响。领导人教育背景的信息价值来自于大众认为领导人教育背景与执政能力相关。蒂莫西·贝斯利（Timothy Besley）等学者在《受过教育的领导人重要吗？》（Do educated leaders matter?）一文中，利用1875年至2004年间1000多位政治领导人的数据，调查是否有一位受教育程度更高的领导人会影响经济增长率。其研究结果认为领导者受教育程度的异质性非常重要，因为领导者受教育程度越高，成长越快（Timothy Besley，2011）。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领导人受教育水平高，对其领导人形象有正面影响。

2018年马来西亚第一次政权轮替的实现，标志着马来西亚巫统及国民阵线长期执政的威权时代的结束，而国民联盟政府的上台，则意味着“两线制”民主制度尚未在马来西亚确立，马来西亚仍处于从威权向民主过渡的时期，呈现出后威权时期政治转型的特点，民主性与威权性并存。政权轮替的实现，国民阵线政府在马来西亚长期执政所形成的政府形象被打破，后威权时期的马来西亚政府形象具有怎样的特点，也成为值得探讨分析的问题。

本文尝试通过对内阁领导人教育背景数据分析来呈现内阁专业素质形象。通过收集整理后威权时期三届马来西亚政府内阁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信息，以及对不同届政府内阁领导人学历数据的对比，并通过图表的方式将其呈现，形成评估马来西亚内阁整体专业素质形象的参考数据。

一、内阁领导人教育背景主要统计指标选择

目前关于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教育背景的研究资料较少，需要对相关数据进行收集。本文主要采用统计分析法收集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教育背景数据。数据来源主要为马来西亚各大主流媒体新内阁名单公布后的领导人个人信息介绍、马来西亚国会官网、马来西亚宪政与人权中心（The Malaysian Centre for Constitutionalism and Human Rights）推出的下议院议员介绍网站MyMP、马来西亚高校网站的校友信息介绍以及其它公开信息平台。

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后威权时期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人员流动变化较大，本文在比较这一时期三届政府内阁的部长教育背景时，以每届内阁原班内阁名单中部长个人信息为数据采集来源。此外，网络上课公开获取的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个人信息的详细程度差异较大，知名度高的内阁领导人教育背景信息较为详细，知名度低的内阁部长教育背景信息缺失较多。为减少缺失数据对统计结果的影响，本文仅统计每一届内阁的（正副）总理、高级部长和正部长教育背景信息进行相关的数据分析，若一人同时任上述职务中的多职，在内阁数据汇总时仅统计一次数据。

因领导人教育背景资料涉及大量原始数据收集，笔者选择数据获取限制小、数据稳定性高、指标含义直观的客观性数据作为统计指标。由于客观性数据拓展性小、单个说服力偏弱，为从多个角度展示领导人教育背景与内阁形象的关系，笔者将选择多个客观性数据进行相关分析。结合马来西亚的历史和社会文化特点，本文选择内阁领导人最高学位、毕业院校、留学经历以及学科背景四个数据作为统计指标。以下是对四个数据指标的具体说明：

（一）最高学位数据指标

选择内阁领导人最高学位作为反映内阁领导人专业素质形象的教育背景数据指标，是因为在马来西亚博士学位可以作为一种荣誉头衔提高个人名誉、增加他人的信任度。博士学位给予他人知识渊博的印象，在马来西亚博士头衔可像最高元首、各州苏丹或州元首册封的荣誉头衔那样增加在个人名字前，象征着一种社会地位。

内阁中拥有高学历学位的领导人数量多，会给大众留下该届内阁学识渊博可靠的印象，有助于提升内阁形象。因此统计马来西亚内阁中的领导人最高学位分布情况成为本文分析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教育背景的指标之一。

（二）毕业院校数据指标

选择内阁领导人毕业院校作为反映其专业素质形象的教育背景数据指标，是因为在大众的观念中名校毕业者相较普通院校毕业者拥有更高的能力，对内阁形象提升有利。

QS世界大学排名是由教育组织Quacquarelli Symonds（QS）所发表的年度世界大学排名，也是目前影响力最大的一个世界大学排名。本文将以QS官网发布的2022年QS世界大学排名为参考，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的高效为本文的名校标准，统计后威权时期每一届马来西亚政府内阁毕业于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大学的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人数，并绘制相关的统计图表。为确保数据图表的呈现效果，本文仅统计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获得最高学位的毕业院校信息进行相关的数据分析。

（三）留学经历数据指标

笔者选取留学经历作为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教育背景数据指标之一，首先是因为马来西亚作为外向型经济体，国际形势变化对其国家发展影响巨大。具有留学经历的内阁领导人相较没有留学经历的领导人，可以拥有更多元的跨文化交流经验；留学的对象国一般都是比母国发展更为进步的国家，具有留学经验的领导人能给大众留下接受过更良好教育、知识经验更先进的印象，提升内阁的专业素质形象。其次，政府之间为了表示亲善合作，可能互派学生，官员或者军人到对方学校学习。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作为该国精英的代表，该群体的留学对象国偏好，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出马来西亚的外交关系。

不过，留学在增加一个人海外生活经历的同时，也意味着其本土生活经历的缺失。政府内阁部长留学比例高，在为大众留下精英形象的同时也会增加与基层民众的距离，给民众留下“不接地气”的印象，高比例的留学人才结构可能导致内阁在制定解决地方社区以及乡村地区问题的政策时，缺乏本土化的考量，因政策执行不利而影响政府形象。

基于上述理由，本文将统计每一届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拥有留学经历的领导人人数占比，并分析每一届内阁领导人留学国家的偏好，进而从留学背景的角度分析政府领导人形象。本文在分析每届政府领导人留学经历时，并不局限其最高学历的留学经历，一名部长只要拥有外国院校文凭，在评估其留学经历时记录为拥有相关经历。但是，本文在统计部长留学经历时，不将短期课程学习的留学经历计算在内。例如：时任国民联盟通信及多媒体部长、伊斯迈尔内阁（注：该届政府内阁未命名）外交部长赛夫丁的美国哈佛商学院高层管理课程经历，时任希望联盟青年及体育部长赛沙迪的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学习经历，本文在统计时并不纳入留学经历统计中。

（四）学科背景数据指标

关于学科背景数据指标，内阁领导人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会专攻某一专业领域，领导人接受教育时所接受的专业训练与其所担任职务的相关度也成为大众评价其执政能力的参考。专业素质是领导者适应某一具体行业和单位、从事其中的某一具体专业工作所应具备的专门素养。政府内阁作为国家最高行政机构，在现代公共治理的专业化水平日益提升的背景下，领导人要全面掌握公共管理的专业知识，也要具备良好的现代科学文化素质（李阳、陈尤文，2017）。内阁的行政工作是综合性的工作，政府内阁作为一个整体，需要有不同学科领域的专业知识人才共同应对复杂的社会治理，制定科学的行政决策。因此，本文将一个内阁中正部长级以上领导人最高学位学科的丰富程度作为分析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教育背景所展示出的专业素质形象的一个指标。

关于学科的分类，不同国家标准不同。目前较为有影响力的学科分类标准为美国国家教育统计中心研制开发的学科专业目录（CIP）和英国高等教育统计处开发的高等教育学科分类（HECoS）。中国也有一套学科分类体系，2011年，中国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颁布了《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2011年）》，笔者对比三个国家的学科分类，中国的学科门类分类数量最为精简，为13类。根据此学科分类能更好地将数据进行图表化呈现，因此本文选用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标准分析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学科背景的丰富程度。

需要说明的是：第一，部分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同时拥有两个最高学位，且学位专业分属不同学科门类，在学科背景数据的统计中我们将根据部长所学专业的总数计算同一届内阁中不同学科类型占比；第二，马来西亚当地伊斯兰研究内容较为丰富，中国的学科分类体系标准中没有对应的分类能体现其中的区别，本文暂时将伊斯兰研究相关专业归入文学学科门类下；第三，未公布专业的领导人以及接受职业教育学科背景无法分类，本文将其归入其它。

二、后威权时期政府内阁部长教育背景数据分析

根据内阁领导人最高学位、毕业院校、专业以及留学经历四个数据指标，统计马来西亚希望联盟内阁、国民联盟内阁和伊斯迈尔内阁所有正部长级以上领导人教育背景信息如下： 

（一）内阁领导人最高学位数据分析

整理后威权时期三届政府内阁领导人的最高学位数据可以看出，所有内阁正部长级以上领导人中，最高学位为学士的领导人数量最多。拥有博士学位的领导人人数统计显示，国民联盟内阁时期博士学位的领导人占正部长级以上领导人的比例最高，达四分之一。国民联盟和伊斯迈尔内阁拥有博士学位领导人比例接近，为这两个内阁增加了经验丰富、学识渊博可靠的印象。通过查阅三届内阁拥有博士学位的内阁领导人的个人信息，希望联盟内阁的博士领导人年龄介于46岁至65岁之间、国民联盟内阁和伊斯迈尔内阁的博士领导人年龄介于44岁至75岁之间，所有内阁拥有博士学位的内阁领导人年龄偏大。这也反映出在马来西亚政治光谱中政治立场偏右的国民联盟和伊斯迈尔内阁与政治立场偏左的希望联盟相比，倾向重用有经验、有社会地位的领导人。

 

（二）毕业院校数据分析

从马来西亚后威权时期三届政府内阁领导人毕业院校数据来看，在三届政府正部长级以上内阁领导人的最高学历毕业院校中，希望联盟内阁是目前唯一一届名校毕业的领导人数量高于普通高等院校毕业的领导人数量的内阁，名校毕业领导人达42.86%。比伊斯迈尔内阁时期的名校毕业内阁领导人多出8.48%。从名校毕业领导人比例来看，马来西亚政治立场偏右和政治立场偏左的政府内阁对名校人才吸引的差别不大，但是详细比较名校的地点差别，不同政治立场内阁的差异还是比较明显。

在QS世界大学排名前100名大学中，马来西亚仅有一所大学上榜，即马来亚大学（University of Malaya），统计每届内阁中毕业于名校的领导人来自马来亚大学的人数占比可以发现，希望联盟内阁毕业于马来亚大学的部长人数占比33.33%，国民联盟内阁和伊斯迈尔内阁毕业于马来亚大学的部长人数分别占比61.54%和54.55%。希望联盟内阁相较其它两个内阁，拥有更多从外国名校毕业的领导人。

 

（三）留学经历分析

马来西亚后威权时期三届政府内阁领导人留学经历数据,后威权时期马来西亚三届政府内阁正部长级以上领导人中，拥有留学经历的领导人占比均超过半数。其中，希望联盟拥有留学背景的领导人占比最高，达到64.29%。根据马来西亚后威权时期内阁领导人留学国家信息绘制相关图表（图4），从图表数据可知，英国是最多马来西亚政府领导人出国留学选择的国家，其它热门留学对象国按留学人数多少分别为美国、澳大利亚和新加坡。本文还关注马来西亚拥有中国留学经历的马来西亚领导人。目前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拥有中国留学经历的部长人数很少，仅国民联盟内阁和伊斯迈尔内阁的财政部长扎夫鲁拥有中国留学经历，并获得清华大学工商管理硕士（第二硕士学位）。

（四）学科背景分析

通过马来西亚后威权时期三届政府内阁领导人学科背景，后威权时期马来西亚三届政府内阁正部长级以上领导人的学科背景都较为丰富，学科门类至少达7类以上，政府内阁吸纳人才的综合素质较高。比较三届政府内阁正部长级以上领导人的不同学科背景在内阁中的占比，希望联盟内阁中拥有法学学科背景的领导人数量最多，而国民联盟和伊斯迈尔内阁的领导人学科背景中，管理学学科占比最高。

在统计中笔者还发现，三届政府内阁中，仅财政部长一职的任职者学科背景一直相匹配，希望联盟时期的财政部长林冠英、国民联盟和伊斯迈尔内阁财政部长扎夫鲁均有经济学学科背景；而担任其他内阁部长职务的任职者其学科背景并不一定与其职务所涉领域相关。在内阁领导人实施行政管理工作时，政策实施的效果相比个人的学科背景更具说服力。以马来西亚卫生部长为例，时任国名联盟卫生部长的阿扎姆拥有医学学科背景，但其任职期间发表“喝温水可以杀死新冠病毒”等言论引发马来西亚媒体及民众对卫生部专业性的质疑；伊斯迈尔内阁执政后，法学学科背景的凯里出任卫生部长，其政策实施管理不仅得到马来西亚国内公众认可，还在第72届世界卫生组织西太平洋区域委员会上被西太平洋区域成员国一致推选，担任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WHA）的副主席（星洲网，2021）。由此可以看出，学科背景与内阁领导人职务的匹配度高不一定能对内阁领导人形象带来正面积极影响。

三、教育背景中的后威权时期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形象

后威权时期，马来西亚首次出现了在马来西亚政治光谱中政治立场不一致的政府内阁轮替。希望联盟由人民公正党、民主行动党和国家诚信党主导，联盟源于“一个以烈火莫熄之名聚集了20年公民社会、反对党和人民追求平等和自由民主的社会运动和反对阵线（郑至健，2020）”，因此希望联盟内阁是一个马来西亚政党光谱中政治立场偏左的内阁；土团党、伊斯兰党和巫统的核心理念均坚持马来人优先、强调宗教地位、捍卫马来统治者。国民联盟内阁由土团党主导，伊斯迈尔内阁由马来民族统一机构（巫统）主导，是马来西亚政党光谱中政治立场偏右的内阁。比较两种政治立场的内阁领导人形象的共性与特性，有助于我们了解马来西亚后威权时期马来西亚最高行政机构的发展趋势。

（一）后威权时期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形象的共性

通过教育背景四个统计指标结果，笔者认为马来西亚内阁无论政治立场如何，其内阁领导人团队作为一个整体，均表现出一种受英美文化影响的应用型精英人才形象。

后威权时期的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超过半数拥有留学经验，而主要留学对象国为英联邦成员国或美国。目前英国和美国的全球影响力仍然很大，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对英美文化环境的熟悉以及在求学之间建立的人际关系，会导致其内阁领导人在解决本国社会问题时更倾向参考英美国家的行政管理经验。

无论希望联盟、国民联盟还是伊斯迈尔内阁，出任联邦最高行政机构的领导人基本上都需拥有高等教育学位，且所有内阁毕业于世界排名前100名校的领导人数量均超过三分之一，高等教育的学习经历使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获得更多专业知识和社会资源，通过教育背景所获得的知识分子身份，塑造出的内阁形象整体上具有精英阶层的特征。与此同时，虽然内阁领导人高等教育经历几乎成为“标配”，但拥有博士学位的高学历人才在内阁领导人团队中的占比并不高。此外，任职者其学科背景并不一定与其职务所涉领域相关。内阁的行政工作是综合性、实践性极强的工作，内阁领导人的最高学位分布表明，比起拥有丰富专业理论知识的人才，马来西亚内阁更青睐吸纳综合能力强，擅长处理复杂问题的应用型人才，所以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整体形象也表现出应用型人才形象特征。

（二）后威权时期不同政治立场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形象的特性

从教育背景的四个统计指标结果来看，马来西亚不同政治立场的内阁领导人形象分别与其偏左和偏右的政治立场向呼应。希望联盟内阁领导人整体形象呈现出国际化且更富改革精神的特征；相比之下，国民联盟内阁和伊斯迈尔内阁的领导人整体形象呈现出本土化且更富管理经验的特征。

马来西亚不同族群的教育资源获取方式的差异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后威权时期不同政治立场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形象。在马来西亚种族固打制度的影响下，马来西亚非土著族裔在马来西亚国内接受高等教育的成本较高、机会较少，所以非土著族裔的精英群体也更多接受海外的高等教育。因此，非土著领导人占比较高的希望联盟内阁领导人的教育背景相较国民联盟内阁和伊斯迈尔内阁更为倾向海外而变得国际化。

希望联盟的内阁中有更多拥有法学学科背景的领导人。法学学科背景包括政治学、法律以及社会科学等专业，选择这一类专业就读的人才相较其它专业人才有更多接触政治的机会，也有更高的从政意愿。在希望联盟2018年获得执政权之前，拥有法学学科背景的人才选择加入属于反对党阵营的相关政党，说明这些人才具有不满现有的政治体制，有意推动马来西亚政治变革的主观意愿。所以，当希望联盟成功执政时，其内阁领导人整体也自然表现出更多的改革精神。

现代公共治理的专业化水平日益提升对政府领导人的公共管理专业知识有了更高的要求。国民联盟内阁和伊斯迈尔内阁不仅拥有更多管理学专业背景的领导人，两个内阁中拥有在之前政府内阁中担任部长职务的领导人数量也非常多。管理学学科背景知识加上曾经的政府管理经验，是政治立场偏右的国民联盟内阁和伊斯迈尔内阁的领导人整体形象呈现出经验丰富特征的重要原因。相比之下，希望联盟内阁作为政治立场偏左的首届执政内阁，其内阁人才中拥有政府管理实践经验的人数很少，此外，拥有管理学学科背景的领导人数量也极少。管理人才和管理经验的不足，也是希望联盟政府任期未满就垮台的原因中值得分析的因素之一。

四、总结

马来西亚联邦内阁领导人形象一定程度上代表马来西亚政府的形象，而教育背景可反映领导者的专业素质。本文通过收集整理后威权时期三届马来西亚政府正部长级以上内阁领导人的教育背景信息，选择内阁领导人最高学位、毕业院校、留学经历以及学科背景四个数据作为统计指标，对后威权时期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形象进行分析。通过数据分析可知，后威权时期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最高学历为学士的领导人数量最多、不同政治立场政府内阁对名校人才吸引的差别不大但名校的地点差别明显、拥有留学经历的领导人占比超过半数且留学对象国以英美为主、内阁人才学科背景都较为丰富。教育背景中的后威权时期马来西亚内阁领导人形象表明，后威权时期所有政府内阁领导人形象存在共性，但因内阁政治立场差异，不同政治立场的内阁领导人形象又存在其特性。

参考文献

[1]李阳、陈尤文，（2017），政府领导科学，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

[2]Michael Spence (1973). "Job Market Signaling".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87 (3): 355–374. [2021年10月15日]。

[3]Timothy Besley, Jose G. Montalvo and Marta Reynal-Querol，（2011），DO EDUCATED LEADERS MATTER? The Economic Journal, 121 (August), F205–F227.

[4]星洲网，(2021)，第75届世界卫生大会 凯里获一致推选副主席，https://www.sinchew.com.my/20211027/%E7%AC%AC75%E5%B1%8A%E4%B8%96%E7%95%8C%E5%8D%AB%E7%94%9F%E5%A4%A7%E4%BC%9A-%E5%87%AF%E9%87%8C%E8%8E%B7%E4%B8%80%E8%87%B4%E6%8E%A8%E9%80%89%E5%89%AF%E4%B8%BB%E5%B8%AD/，[2021年11月14日]。

[5]郑至健，(2020)，郑至健：是谁害了希盟政府？东方日报https://www.orientaldaily.com.my/news/wenhui/2020/05/24/342268，[2021年05月14日]。

文章来源 “中国—东盟区域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东盟信息港大数据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