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之前文章所言，沙特已成为多极世界格局秩序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等强国，试图与美、欧、俄、中、印等保持“等距外交”。基于这一主导思想，加入金砖暂不符合沙特国家利益最大化的需求。而这篇刊发于今年早些时候的文章深度剖析了沙特外交理念和政策的巨大转变，也让我们更能够理解沙特不加入金砖的诸多考量。”

要点

俄乌冲突爆发，西方国家从中东北非地区撤离军事存在，这些事件引发了一系列国际地缘政治的转变。沙特敏锐地抢抓到有利时机，充分利用其能源、金融和政治资本，逐渐成为多极世界格局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等强国。

沙特的外交政策方针是“机会主义+行动主义”，其特点一是充满活力，二是毫不掩饰地追求其直接国家利益。

中东地区各国求和平求稳定的诉求日益强烈，地区内部的经济联系也正变得日益紧密，沙特顺应这一趋势希望成为中东地区的“代言人”进而在国际事务决策的谈判桌上获得一席之地。为此，沙特在全球层面因国施策，充分利用每个国家的诉求和软肋建立以自我为中心的联络网络。

对于欧洲而言，沙特是重要性愈发凸显的经济和外交伙伴，特别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和开展能源合作对话等议题上可发挥十分关键的作用。

为了强化欧盟—沙特合作水平，欧洲国家应当更积极地将沙特纳入全球性议程对话中，比如去风险（de-risk）等，并着力于在能源、气候、经济、互联互通以及技术等双方有着广泛共同利益的合作领域，成为沙特的首选合作伙伴。

沙特在多极世界秩序中的复兴

过去数年间，沙特在国际舞台上扮演的角色经历了颠覆性的转变。此前，利雅得方面被视为鲁莽且极具破坏的麻烦制造者。但在俄乌冲突爆发后，伴随着西方国家在中东北非地区大规模缩减军事存在力量，这些地缘政治的剧烈转变赋予了沙特得以影响乃至塑造地区和全球趋势的机遇和能力。得益于自身强有力的能源、金融和政治资本，沙特现已成为一个多极化的世界秩序中具有巨大影响力的中等强国。人们看到，不仅仅是中东地区国家的领导人，甚至是越来越多全球大国的领导人争先恐后飞往利雅得。在各国领导人眼中，沙特一改往日不堪的国家形象，而是可以协助平息巴以冲突战火，进而建立起一个全新的、包容性的地区长期安全稳定秩序的关键参与者。

这种不断提升的地缘政治影响力也反向影响到了沙特的对外交往策略。沙特的决策者们越来越多地在全球和地区层面存在竞争关系的国家间“合纵连横”，将风险对冲玩到了极致。很显然，沙特此举旨在实现本国利益的最大化，同时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利雅得方面当前在地区和国际事务方面的外交政策方针可以被定义为为“机会主义+行动主义”。

在中东地区，域内各国将注意力由此前的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斗争转向经济社会发展，因而强化了彼此间的经济联系，也愈发珍视整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在这一大背景下，沙特希望成为致力于经济建设的“新中东”的代言人和门户枢纽，并借此在国际事务决策的谈判桌上赢得一席之地。

在全球层面上，沙特的“机会主义+行动主义”方针驱动该国与世界其他国家建立起不同的合作关系。这些合作关系有的是为了强化沙特的“长板”，也有的是为了补足其“短板”。特别是在利雅得方面对于美国长期的安全保障失去信心后，沙特的决策者们专注于最大限度地提高该国对外合作的自主权，从不同的合作伙伴那里攫取利益，并有足够的自信可以应对处理好这种风险对冲做法可能带来的挑战，避免在中美之间选边站队。

上述这些转变得到了欧洲各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欧洲多国领导人在近年来频频造访沙特，与沙方领导人讨论地区安全与稳定问题，包括加沙冲突和其他地缘危机等，也就如何应对伊朗及其代理人等微妙议题与沙方领导人交换意见。2022年5月，欧盟对外发布了历史上首份针对海湾地区的政策文件，明确了对海湾阿拉伯国家的战略。这意味着欧盟方面已经认可了沙特的经济和外交实力，以及该国在气候变化、经济增长、互联互通，当然还有能源等区域和全球议题中的关键作用。但是，正如上述政策文件中所承认的那样，布鲁塞尔方面迄今为止还没有采取更为实际的行动，寻求与沙特进行更具战略意义的互动。

“走向全球的沙特”在中东

对沙特来说，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是一个分水岭时刻。在这个时刻，该国在此前数十年里所熟识的地缘政治范式崩塌了，以往依靠外部伙伴建构有利于自身的地区秩序的做法再也行不通了。为了防止由此产生的地缘政治真空被其竞争对手抢先填补，比如伊朗，沙特被迫调整对外策略，放弃了过去相对温和的政策指导方针。这一转变拉开了中东地区此后为期十年之久的阵营化对抗大幕，沙特和阿联酋组成的“利雅得—阿布扎比轴心”与伊朗及其代理人势力，以及卡塔尔、土耳其和其他政治伊斯兰主义主义势力等，针锋相对地交互攻守。这些攻守发生在地区多条战线上，包括但不限于埃及、伊拉克、黎巴嫩、利比亚、叙利亚、突尼斯、也门，领域也不仅覆盖军事和政治外交，还有经济方面的竞争。

2015年伊始，Salman bin Abdulaziz继承了沙特王位。此后，沙特的全新领导层更有自信也更为强力地支持其带有扩张主义色彩的地区战略。这一点在Muhammad bin Salman于2017年取代Muhammad bin Nayef成为新任沙特王储后表现得尤为明显。这位年轻的沙特王位接班人在反击伊朗等竞争对手侵犯本国势力范围和国家利益的过程中表现得十分强硬果断。前些年，我们可以看到，沙特牵头组建联军在也门发起名为“果决风暴”的军事行动打击伊朗支持的胡塞武装，强行扣留和软禁了时任黎巴嫩总理Saad Hariri试图逼迫其配合打压真主党势力，还在2017年6月与阿联酋、巴林、埃及一道对卡塔尔进行全面的外交封锁和经济禁运，理由就是多哈方面一直以来支持逊尼派政治伊斯兰主义组织，为沙特和阿联酋两国所不容。2018年，沙特的扩张主义对外政策甚至波及到了华盛顿，支持前总统Donald Trump做出退出《伊核全面协议（JCPOA）》的决定并重启对伊朗的单边制裁等”极限施压“政策。

然而，沙特决策者们或许自信过了头，该国一系列扩张主义做法很快招来了“反噬”。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越来越回避与沙特的接触，在国际场合常常排挤沙特的领导人。在伊朗的助力下，也门的胡塞武装逐步拥有了对沙特发动跨境袭击的能力，并在过去数年间频频发射火箭弹甚至导弹攻击沙特境内的目标。2019年9月，伊朗成功协调策动了针对沙特境内关键石油设施的大规模空中打击。时任美国总统Donald Trump及其团队并未就此做出任何回应，反而是强调沙特人应当自己想办法去应对回击。正是这一事件将沙特的不堪一击暴露在外，也彻底打破了利雅得方面过去数十年间对美国提供威慑保护的过度迷信。2020年底Joe Biden上台后更是给本已脆弱的美沙关系追加了重重一击。这位民主党总统批准解密了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一份报告，报告认为沙特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很可能是最终下令批准残忍杀害沙特籍记者Jamal Khashoggi的那个人。不仅如此，白宫方面还扣下了本应出售给沙特的军事装备，而不是帮助沙特人应对每天来自也门胡塞武装的安全威胁。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为沙特反思和战略重启其对外策略提供了必要的时间和空间。利雅得方面的关注点不再是削弱其地区竞争对手的影响力，而是更多地关注如何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并为此建立一种基于有利于其实现外交和经济治国方略的，更温和且对抗性更小的地区态势。从这一指导方针出发，沙特开始积极利用其在能源、资本方面的资产—俄乌冲突引发的全球能源危机抬高了这些资产的价值—支持了该国决策者们想要推行的新政策，而这些新政策旨在实现的是沙特王储及“2030愿景”所设想的国家社会和经济转型。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需要保证自身的安全和周边地区的稳定。

沙特人的第一步是修复与卡塔尔和土耳其这两个具有巨大合作潜力的地区国家的关系。2021年初的《欧拉宣言》平息了爆发于2017年6月的卡塔尔断交风波，开启了利雅得与多哈之间密切协调期。卡塔尔开始压减对政治伊斯兰主义势力的支持力度，克制其在地区事务上的野心，优先考虑与沙特保持步调一致。沙特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本人也积极修复了与卡塔尔埃米尔Tamim bin Hamad之间的私人关系，两人作为各自牵头人成立了“沙特—卡塔尔协调委员会（Saudi-Qatari Coordination Council）”以深化双边战略对接和协调。同时，随着土耳其再次开始依赖沙特为其国内金融纾困，安卡拉与利雅得之间的紧张局势得以显著缓解。2023年，沙特王储和土耳其总统实现了互访，并见证签署了两国一系列战略合作协议，包括沙特军工企业与土耳其尖端无人机公司Bayraktar之间的技术合作协议。得益于这些合作协议，土耳其对沙特的出口同比增长了150%。

第二步则是通过外交手段缓和与伊朗之间的敌对关系。2023年3月，沙特和伊朗两国代表在北京签署了实现双边关系正常化的合作文件。这份文件的达成得益于此前先后伊拉克和阿曼主持的五轮双边谈判打下了宝贵基础，但无疑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外部行为者—中国—通过提供由经济杠杆担保的可信外交保障来打破僵局。中方的影响力在伊朗问题上表现得较为明显。当然，沙特和伊朗两国也选择了各退一步。首先是德黑兰方面成功地向胡塞武装施加了压力，要求后者停止针对沙特的跨境袭击。紧接着，利雅得方面承诺不再刻意追求对伊朗进行孤立。这一点对伊朗现政权颇为重要，因为国内经济衰退、民众持续抗议示威以及国际上重谈《伊核全面协议（JCPOA）》的努力不断受挫，导致伊朗政府疲于应对。

沙特不仅想要缓和与伊朗的关系，还希望借此重启与中东地区其他受伊朗影响的国家间的关系。从代价高昂且倍受挫败的也门战场抽身出来过去是，现在也依然是沙特的首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利雅得方面最终向胡塞武装开出了一项极其慷慨的出价。随后，沙特还与叙利亚重新实现了关系正常化，沙方还在2023年向叙利亚重返阿盟表达了欢迎。而就在十年前，利雅得方面从大马士革撤回大使，还全力支持叙利亚反对派，试图颠覆Bashar al-Assad的政权。在黎巴嫩，沙特重新开放了其大使馆，再次介入到当地错综复杂的政治进程中。在此之前，也就是胁迫黎巴嫩前总理Saad Hariri失败后，沙特人一直坚决避免与黎巴嫩的国内政治有任何关联。最后，沙特还重启了与伊拉克的接触，两国签署了在能源、投资和基础设施领域的一系列合作协议。

值得注意的是，沙特上述政策转变并不能总是带来立竿见影的效果。事实上在大多数情况下，沙特的有关举措很快陷入停滞不前的僵局，原因往往在于他们缺乏足够的筹码让其他国家更迅速且更顺从地服务于沙特的利益。胡塞武装开始拖延与沙方签署的协议，也门和平进程已经被冻结多时；大马士革方面未能有效遏制走私流向海湾地区的大量毒品，因此沙特与叙利亚之间的关系依然是空洞的；沙特在黎巴嫩的努力宣告失败，因为黎巴嫩的政治精英们再次拒绝了沙特关于系统性变革和重启国家建设进程的提议；在新总理Muhammad al-Sudani上台后，沙特认为其过于亲近伊朗，因此大幅放缓了与伊拉克的合作步伐。

作为“和平沙特（pax saudita）”新愿景的一部分，利雅得方面也开始试图向以色列靠拢，并视以色列为助力自身发展、增长等实际利益，强化对外威慑能力的一个重要伙伴。但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突然袭击，和以色列随后在加沙地带的全面军事回应，对中东地区地缘政治造成了重大冲击，也彻底打乱了沙特与以色列尝试实现关系正常化的节奏。一些观察认为，哈马斯的袭击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所策划的，背后目的是破坏正在进行的美国—以色列—沙特三方谈判进程，即通过沙特—以色列关系正常化，让沙特得以换取类北约盟友的美国安全保障，在民用核能开发和本土铀浓缩活动方面得到美国的首肯和技术支持，以及与以色列开展更多防务合作，提升自身的防御能力。但这个三方谈判进程被哈马斯的行动所叫停，再加上利雅得方面如今对来自美国的保护缺乏足够信心，这些因素叠加促使沙特与伊朗开始了新一轮更为密切地接触。伊朗总统Ebrahim Raisi在上台后首次访问利雅得，出席关于加沙冲突的阿拉伯和伊斯兰联合特别峰会，并与沙特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举行了会晤。这次特别峰会的召开主要是沙特试图统一和强化地区在巴以问题上的共同立场，最大程度消除其与以色列商谈关系正常化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但沙特人没有停止与以色列的接触，还在峰会上拒绝了地区一些国家关于对以色列发起集体石油禁运的主张，认为这样的做法将严重损害沙特的国家利益。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沙特增加了与伊朗接触的广度，但在特别峰会结束后，再也没有在其主导召开的任何一次关于加沙局势的会议上邀请伊朗代表出席。沙特和伊朗之间更为密切的接触反映出，两国都有强烈的意愿和动机控制当前愈演愈烈的紧张局势。但同时，沙特的“小算盘”也反映出利雅得方面不希望伊朗的参与，对本国在巴以问题上作为阿拉伯和伊斯兰世界领军者的地位构成挑战和威胁。有意思的是，现如今的沙特甚至会在美国和伊朗之间充当为劝和促谈、避免冲突的中间渠道。当美国和英国派出军舰在红海地区打击威胁航道安全的也门胡塞武装时，沙特人在有关军事行动开始前就向德黑兰方面通报了有关情况，给伊朗调整海军部署预留了准备时间，避免擦枪走火引发冲突升级。而当伊朗对以色列袭击该国驻叙利亚使馆进行报复时，沙特参与了美国、约旦、英国和法国的行动，对伊朗朝以色列发射的300多架无人机和弹道导弹进行了拦截。这样的做法看似有些自我矛盾，实际上则表明沙特将尽一切可能遏止以色列—美国对伊朗的行动进一步升级。

尽管如此，沙特人的绝对优先事项仍然是保护其自身利益、领土和关键基础设施。由于担心招致伊朗或胡塞武装的报复，沙特未加入任何西方国家主导的针对胡塞武装的护航任务，而是通过私底下的谈判从胡塞武装和德黑兰方面获得“沙特不会成为袭击目标”的保证。

在整个加沙危机期间，沙特一直明确表示愿意领导阿拉伯国家应对持续不断的巴以冲突。为此，沙特牵头成立了一个小范围的巴勒斯坦问题联络小组，成员还包括了约旦、埃及、阿联酋和卡塔尔。尽管这些成员国之间存在政治分歧，沙特还是设法代表该小组提出了一项战后加沙重建计划，该计划的出发点围绕着建立巴勒斯坦国而设计，旨在换取以色列在中东地区地位的正常化。尽管该计划脱胎于沙特在2002年提出的“阿拉伯和平倡议（Arab Peace Initiative）”，但这个计划是代表巴勒斯坦人来提出要求，这些要求远远超出了沙特在10月7日冲突爆发前向以色列开出的条件。至少在目前来看，这个计划所提出的要求并不是沙特领导层所青睐的，但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背负着道义上的负担。在形式上，沙特不得不为了巴勒斯坦的利益，而在本国的外交议程上作出妥协。对于沙特和以色列之间的谈判，相信在可预见的未来仍有较大概率被继续冻结，但实现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仍是事关沙特国家核心利益的关键。

在伊朗、土耳其和以色列之后，还有哪个国家会对沙特在中东地区扩张影响力、推行其对地区稳定发展的愿景主张构成挑战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来自于一个在此之前难以想象的地方——阿联酋。这是因为阿联酋是现如今唯一一个在战略设计和执行层面可以与沙特“掰一掰手腕”的地区国家。2015年以来“利雅得—阿布扎比轴心”的支柱，来自于沙特王储Muhammad bin Zayed与阿联酋总统Mohammed bin Zayed之间的亲密私交。但这对曾经无话不说、无所不谈，关系亦师亦友的二人自2019年起就很少互动。沙特和阿联酋的政策也因此开始出现实质性的分歧。在也门问题上，阿联酋与沙特背道而驰，放弃了沙特支持的也门合法政府，而是支持以亚丁为大本营的也门南部分离势力。在伊朗问题上，阿联酋早于沙特数月就与伊朗展开了接触。在以色列问题上，阿联酋在美国斡旋下达成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亚伯拉罕协定（Abraham Accord）》，率先实现了与以色列的关系正常化。阿联酋的所有这些动作都没有事先寻求利雅得方面的建议，也对沙特力主的“阿拉伯和平倡议”造成了不好的影响。现如今，也门和平进程的僵局不仅与胡塞武装有关，也是受到了阿布扎比和利雅得各自支持的政治派别之间争权夺利的影响，进一步加剧了沙特与阿联酋关系的恶化。2023年爆发的苏丹内战是沙特和阿联酋政治分歧的最新“角斗场”，一个支持政府军，一个支持快速支援部队。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苏丹内战中，沙特曾试图出面调解，但在阿联酋的掣肘和杯葛下，最终收效甚微。

除此以外，沙特也好，阿联酋也罢，都希望本国能够在一个多极全球化的国际经济体系中成为连接亚非欧三大洲的门户枢纽，两国之间零和博弈的地缘经济竞争随之而来。最具代表性的是沙特颁布法令要求任何想要承接政府合同的国际公司，必须在利雅得设立其地区总部，而以往这些公司习惯于将总部设在阿联酋的迪拜。由此可见。利雅得和阿布扎比都在加倍努力提升其在地缘经济上的价值。

总的来看，沙特近年来推行的地区政策反映出其行动主义倾向，十分强调活力，同时拒绝因循守旧的老做法。尤其是在2020年以来，沙特王储Muhammad bin Salman明显脱离了该国外交政策长期以来的惯常做法，放弃了外交政策的延续性，比如十分大胆地同时推动与伊朗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毫无疑问，沙特此举以机会主义和“沙特优先（Saudi First）”的口号为指导方针的，充分反映了该国对于成为地区领导者的强烈渴望。但这种渴望不具备包容性，也不是建立在地区共识的基础上，更不是为了解决中东地区长期以来的系统性问题，比如宗派冲突等。事实上，沙特唯一关心的只有自身的利益，而对那些不听从其领导、固守传统思维或无法克服结构性障碍的地区国家，往往十分缺乏战略耐心。

“走向全球的沙特”在世界

地缘政治形势的变化赋予了沙特历史性的机遇，让其得以代表一个全新的中东地区登上全球舞台展示实力。当2019年美国撤出在沙特的驻军后，沙特的一系列后续反应既表现出了对华盛顿方面的失望和不信任，也反映了其在没有美国庇护的情况下照样能够生存下去的信心。在沙特的计划中，该国想要成为全球每个大国都必不可少的重要合作伙伴。有别于以往的是，沙特不再将目光聚焦在单独一个大国身上，而是秉持着机会主义与各种大国建立重重叠叠的伙伴关系，既可以是来自于美欧地区的传统大国，也可以是来自于亚非拉地区的新兴大国。而沙特之所以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中一些新兴大国，如中国、印度和俄罗斯等，开始积极拉拢沙特作为各自在中东地区的支点。

俄乌冲突的爆发进一步巩固了上述趋势，全球性的能源危机给沙特这个全球最大石油生产国带来了新的力量和巨大的财富。以沙特为代表的一众海湾阿拉伯国家均张开双臂热情拥抱一个更为多极化的世界秩序，认为它们可以作为东西方，或者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之间的桥梁纽带。当一些西方国家对沙特等国与俄罗斯或中国密切合作有所非议的时候，这些海湾阿拉伯国家不再逆来顺受地接受西方国家的指责，而是会坚决捍卫政策的自主权，专注于追求本国利益并据此选择相应的合作伙伴。

以俄罗斯为例，鉴于莫斯科方面对全球能源市场的影响力，以及沙特本国经济和财政状况对国际能源价格高度倚赖的现实，沙特领导人专注于在能源政策方面对俄方施加影响，意图实现政策方面的协同，维护自身经济利益。当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后，沙特拒绝了美、英、法等西方国家领导人关于结盟制裁俄罗斯的提议，还顶住了来自“七国集团（G7）”要求增加石油产量的压力。利雅得方面不仅没有配合西方国家增产压价并借此削弱俄罗斯财政，反而是在OPEC+内部协调出台减产方案，进一步推高了本就持续高位运行的国际油价。从时间节点上看，沙特此举距离2022年10月的美国中期选举仅有两周时间。更绝的是，沙特随后开始在国际市场疯狂“扫货”低价的俄罗斯原油，进口量创下历史之最，然后进行提炼再以极高的市场价格出口。的低价俄罗斯石油产品，并以极高的市场价格进行提炼和出口。这些都是很容易让外界视为亲俄的举动，而沙特为了实现平衡，在联合国大会关键决议的投票中往往反对俄罗斯，还承诺向乌克兰提供价值4.1亿美元的援助，促成了一项释放俄方战俘的协议，并主办了重点面向全球南方国家官员的乌克兰问题国际会议，传递了西方国家对于俄乌冲突的观点立场。这里值得一提的是，欧洲对外政策委员会（ECFR）近期一项民调结果显示，超过一半的沙特受访者认为美国和欧盟是实现乌克兰和平的主要障碍，绝大多数沙特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将在2028年赢得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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