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2日，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闭幕。

围绕今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的4.5%—5%的经济增长目标区间及一系列重要宏观指标，长江EE独家邀请周春生教授，对这些政策信号背后所反映的中国经济“水温”进行深入解读，并结合当前复杂的内外部环境，分析中国经济运行的关键变量与企业未来的发展机遇。

长期以来，长江商学院与企业家群体，尤其是民营企业家，保持着密切而深入的交流。在本次访谈中，周春生教授也分享了这些提案背后所反映的企业家群体的关注点的变化，及其背后反映出民营企业当前最迫切的制度性诉求。

01 目标与战略

Q 长江EE：今年政府工作报告将经济增长目标设定为4.5%到5%的区间，且较2025年5%的目标略有下调。为何当前选择以区间形式制定增长目标？这一调整主要出于哪些考虑？

周春生教授：增长目标是指导性意见，不等于最终结果，更多是指明奋斗方向、发挥引领作用。比如，在政策制定方面，如果实际情况与预设目标出现较大偏离，宏观政策将适时作出调整。

今年两会将增长目标调整为区间形式，反映了党中央、国务院和两会对当前经济形势以及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综合研判。这一调整，使得目标设定更契合当下经济现实和未来发展趋势，同时也充分考虑了全球经济、贸易格局以及地缘政治等多重不确定性因素。

因此，要准确理解这些目标，必须重点把握两大因素：

第一，经济现实情况，包括全球经贸格局和地缘政治态势。我们依旧处于全球化时代，外部环境深刻变化对国内经济产生直接影响。比如，近期美以伊冲突对全球经济和资本市场都造成明显冲击，且这种不确定性仍在持续。因此，发展目标的设定必须充分考虑这些外部风险。

第二，国家整体战略安排，包括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扎实推进共同富裕、推动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等长期目标。要实现2035年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的远景目标，经济每年需保持合理增速。这一速度不可能年年一致，但应维持在一个合理区间，以如期达成中长期战略部署。

此外，在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背景下，中国还需通过增强综合国力来有效应对全球形势变化，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要求我们不仅关注增长速度，更要注重发展质量——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新旧动能转换、实现科技自立自强。

由此可见，年度增长目标的制定，是在统筹外部环境不确定性与国家战略需求的基础上，对“速度”与“质量”双重维度的综合平衡。

需要强调的是，首先，采用区间形式并不意味着弱化对经济增长的重视；此外，这些年我们一直强调“不唯GDP论”，本身，经济增长速度也不是唯一目标，同时会兼顾就业改善和社会福祉，也会更加注重科技进步等需求方向。这意味着，经济发展在追求效率的同时，也必须兼顾公平。要实现高质量发展和中长期战略目标，仍需以一定的经济增速为基础。没有必要的数量支撑，高质量发展就缺乏根基。

Q 长江EE：您刚才提到，在当前宏观形势下，我们一方面要维持合理增速以支撑2035年远景目标，另一方面还要推动结构优化与新旧动能转换。经济增长目标通常基于稳增长、稳就业等基础诉求设定，而结构调整和动能转换又对政策提出不同要求。在此背景下，政府在推进这些任务时，优先考虑什么？各项政策目标之间如何协同？

周春生教授：首先，经济增速和结构优化并非对立关系。从相对长远来看，结构的优化反而更有利于实现长期经济增长。尽管短期内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行业准入门槛等举措可能对部分低效存量行业造成冲击，带来一定的阵痛，但若持续保护这些落后产能，不仅难以扭转其低效本质，反而会成为整体经济发展的拖累。

其次，结构优化本身具有对冲效应。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新质生产力和新兴产业的培育能够部分抵消传统部门收缩带来的影响。当然，宏观政策无法做到结构调整与动能转换在时点和规模上的精准匹配，但这并不意味着二者存在根本矛盾。相反，在保持合理经济增速的前提下推进改革，更有利于平稳过渡。

一方面，合理的增长有助于维持政府财政收入和企业盈利水平，为新技术、新产业的投资提供必要的资金支持；另一方面，适度的增长缓冲能有效缓解结构调整带来的社会成本。例如，若传统产业过快收缩，如某行业一年内减少5万亿元产出，将导致大量企业倒闭、就业岗位流失，而新兴产业受限于技能匹配、区域分布等因素，难以立即吸纳全部转移劳动力。这种结构性错配可能引发就业压力、消费下滑乃至社会预期转弱。

因此，通过保持经济在合理区间运行，既能为新旧动能转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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