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在国内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国外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国领导人毛泽东指示四位军队老帅研究中国与世界两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关系。老帅们使用了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论框架(这种理论认为对立力量之间的斗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指出美苏之间的矛盾大于中苏矛盾,而中苏矛盾又大于中美矛盾。换言之,塑造世界政治最强大的力量是美苏间的紧张关系,中国需要据此做出调整。他们建议毛泽东 “ 打美国牌 ”—— 即尝试改善与美国的关系 —— 这促成了美国总统理查德 · 尼克松对北京的历史性访问,以及 20 世纪 70 年代初中美关系的缓和。
近 60 年后,各大权力中心之间的关系再次处于变动之中。今天,决定全球未来的三个地区是中国、欧洲和美国。用当年为毛泽东提供建议的老帅们的语言来说,中美矛盾显然是最大的。中国作为新兴大国,与作为既有霸权的美国面临着深层次的经济纠纷、 零和博弈 的技术竞争,以及在台湾等问题上发生危险地缘政治冲突的风险。
大多数观察家认为,次要明显的矛盾存在于中欧之间。毕竟,欧美拥有共同的历史和文化,并建立了强大的安全联盟。它们还拥有深厚的经济联系。 2024 年,美欧双边贸易总额约为 1.5 万亿美元,几乎等同于中国与美、欧两大力量的贸易总额之和。在过去十年中,欧洲在对华强硬政策上也始终与美国保持着协调; 2019 年,欧盟宣布中国为 “ 制度性对手 ” 。
如今,欧美之间日益增长的紧张关系使这一假设受到了质疑。尽管欧美纽带看似持久,但对欧洲而言,与美国的矛盾最终可能远比与中国正在进行的挑战更危险。特朗普政府激进的民族主义威胁到了欧洲方案本身。不过,由于当今中、欧、美之间的三边关系比冷战时期的中、美、苏三角更为错综复杂,欧洲无法 “ 打中国牌 ” 来加速全球关系的重置,并履行其作为多极世界支柱之一的角色。
没那么简单
自唐纳德 · 特朗普第二任期开始以来,对美欧纽带发起挑战的迹象日益增多。美国对欧洲实施单边关税,向丹麦索要格陵兰岛的主权,并允许官员在欧洲国内选举中公开支持右翼政治人物。 2025 年,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的演讲宣布了跨大西洋关系的深刻裂痕。万斯声称,双方的分歧不仅在于具体的政策问题,还在于根本价值观。美国正转向民族主义、 单边主义 、现实主义和传统的基督教价值观;而大多数欧洲政经精英以及知识分子则继续拥抱自由主义、 后现代主义 和多边主义。跨大西洋矛盾正在迅速上升,并似乎正变得结构化。
美国对全球领导地位的退缩,使中欧在多边合作上拥有了更多共同点。双方都支持以联合国为中心的国际体系,并且是其最稳定的财政支持者。它们是推动全球气候行动的双引擎。双方都坚持世界贸易组织在监管国际贸易中的作用,并反对美国将 关税武器化 。在伊朗和加沙战争等地区热点问题上,中欧之间的差距也小于它们各自与美国之间的差距。
对于中欧而言,美欧之间日益增长的疏离感增加了一种可能性:中国可以 “ 打欧洲牌 ” ,或者欧洲可能需要 “ 打中国牌 ” 来反推美国,就像中国在 70 年代初对抗苏联那样。然而,尽管出现了契机,中欧关系却未能得到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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