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19年1月15日肯尼亚首都恐袭到4月21日斯里兰卡连环恐怖爆炸事件，我们感受到恐怖主义活动的层出不穷。恐怖主义就像是一个癌症病毒，不断迭代、更新甚至突变；有时我们似乎感到越是反恐，恐怖活动越多。现任美国塔夫茨大学（TuftsUniversity）法律与外交学院院长的詹姆斯-斯塔夫里迪斯（JamesStavridis）上将，根据近几十年来“恐怖组织”及其活动特征的沿革分析指出，现阶段的恐怖主义已经进入3.0阶段；在其之前经历了1.0和2.0两个主要发展阶段。
    现代的“恐怖主义1.0”发源于20世纪80年代，主要包括意大利的“红色旅”(BR)、德国的“红军派”(RAF)、秘鲁的“光辉道路”(SL)等；这些组织之间并没有联络关系，且各自仅在其本国范围内活动，且多数为极左翼组织。“恐怖主义2.0”则是在1989年德国的柏林墙倒塌后开始出现，体现在包括中东地区的“基地组织”(Al-Qaeda)、索马里的“青年党”(Al-Shabaab)、尼日利亚的“博科圣地”(BokoHaram)在内的多个极端组织的崛起，而其中多数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组织。而在“恐怖主义3.0”中，我们看到了跨境极端组织“伊斯兰国”(IS)的出现，它是一个散布全球、杀伤力极强、财力雄厚且不断演进的组织；尽管反恐军事打击能够有效地压缩IS控制的领土范围，并将其从伊拉克、叙利亚等国的据点赶出，但IS已在最近数年里逐渐演变成一个基于互联网的组织，其持续策划各类复杂性袭击，并在全球各地建立其分支机构和单元。
    而运用商业活动领域的专业性术语，笔者认为，“伊斯兰国”(IS)就像是一个已摆脱了运营零售实体店这一高成本、耗时业务的跨国企业集团。其主要核心势力所在地区，以及其他效忠IS的极端组织的活动范围，总影响区域已远远超出“基地组织”(Al-Qaeda)所控制的地区。此外，其还在持续寻求获得大规模致命性武器（化学、生物、放射性武器等）和网络攻击性武器等。
     尽管美国在其最新的国家安全战略中，计划把主要精力从反恐转向应对来自中国、俄罗斯“大国竞争”的新挑战中，但显然“伊斯兰国”(IS)并不会暂停或终止其行动，尽管其控制的地区已丧失殆尽。因此，笔者认为，美国及其在欧洲等地区的盟友须在以下3个方面进行努力，以便美国将更多的资源和精力投入到大国竞争中：
     首先，将打击“伊斯兰国”(IS)的反恐行动进一步“国际化”。目前，7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都或多或少地参与了打击IS的各类反恐斗争，但各国之间还需继续加倍协调努力，并共享相关情报。笔者认为，美国政府需要任用新的专业性军事人才，以重新树立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领导者地位。
     第二，需要进行更好的“政府机构间”合作，尤其是在情报、军事行动、外交、地区性发展活动等方面。在反恐领域，笔者认为，西方国家目前仍主要以“垂直性”的单方面决策架构为主，缺乏机构间的合作；而美国“国家反恐中心”(NCTC)能够很好地促进与美国其他政府机构，如国土安全部（DHS）、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之间的合作，并在反恐战略有效展开的同时，协调执行网络安全、导弹防御等平行战略。
    第三个关键因素是“公私机构间”合作。这包括政府与私营的非政府组织（NGO），比如国际刑警组织（Interpol）、红十字会和红新月会（RedCross and Red Crescent）、无国界医生（MSF）、Operation HOPE等实体组织，在工作、情报等方面进行一定程度上的合作和共享；这些非政府组织主要致力于解决地区的贫穷和疾病问题，从而减少当地人被恐怖组织招募的机会，以及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的动机。此外，“公私”合作还包括政府与“科技巨头”的合作；对美国政府而言，主要是与谷歌（Google）公司的合作，其已在阻止恐怖组织的影响渗入社交网络这一领域做出了突出的努力。
     最后，笔者总结道：“恐怖主义3.0”阶段将继续像癌症病毒一样在全球范围蔓延，并将通过互联网的加速传播而增强其影响力。我们不仅需要具备在叙利亚和伊拉克通过硬实力解决问题的能力，还务必要结合21世纪的其他“工具”，以彻底遏制并最终征服恐怖主义。
（文章来源：走出去服务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