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20日，中美两国高级官员在华盛顿会晤，将为10月初双方贸易代表的会谈打下基础。
    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说法，双方本次谈判估计将聚焦于农业，并希望可以达成一个较窄范围的协议，以便中国副总理刘鹤和美方代表莱特希泽及财长姆努钦在10月的会面中进行签署。消息人士还透露，本次谈判也会涉及知识产权和强制技术转让问题，并且会探讨特朗普此前特别提及的芬太尼出口问题。在谈判结束后，部分来自中国的代表将访问美国的几个农业州，预计将与受到贸易影响的当地农民会面。
    然而，不少来自中美双方的专家都认为，尽管近期内可能产生一份“过渡协定”，已经延续14个月的中美贸易冲突却绝不会那么容易结束，这一次的“和平”能持续多久也未可知，两国的关系是否能在40周年的十字路口上成功完成调整，也是让人尤为关注的问题。如果不能在未来三个月中取得有效进展，12月中旬，中国出口美国的几乎所有商品都将处在关税之中。
    另外一个在12月中旬即将落下的“达摩克利斯之剑”，也同样对全球经济贸易有着重要的影响。12月10日，世贸组织WTO上诉机构目前仅剩的3名成员中的两位任期将结束，由于世贸规则规定任何案件都必须由3名大法官共同裁决，WTO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很可能在其25周年之际陷入停摆。
    与中美关系一样，WTO也走到了命运的十字路口。在全球最大经济体、也是WTO最重要成员之一的美国对其现状严重不满、随时可能退出之时，这个组织的未来将何去何从，无疑需要世界各国群策群力来解决问题。

    WTO为何需要改革
    当前的WTO，正面对着来自多方的挑战。一方面，时代和科技的进步极大地影响了全球贸易的形式，衍生出了数字经济和电子商务，WTO却未能及时对这些变化做出反应。另一方面，民族主义的抬头侵蚀到了贸易方面：特朗普政府各种层出不穷的以“国家安全”为理由的关税政策，给WTO的规则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同时，特朗普政府不但口头对WTO进行批评、并不断威胁要退出WTO，并且身体力行，阻挠上诉机构大法官的遴选程序，因而直接导致了上诉机构的“停摆危机”。关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争论也是牵扯广泛、旷日持久，这一切都将WTO逼入了十字路口。
    正是这些问题的存在，导致现在的WTO只有两条路可走：保持现在的僵局，或者成功改革。而保持僵局，将会是一个全方位糟糕的选项。
    如果保持现状不变，那么所有成员首先要面临的就是上诉机构的崩盘。上诉机构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当争端双方无法通过磋商解决问题时，就需要向WTO的争端解决机构(DSB)申请建立专家组，由三位专家对案件进行客观评估并提交最终报告。上诉机构就是在报告形成后，处理当事方提出的质疑并重新进行审议的机构。一旦上诉机构停摆，争端当事方可以收到报告后无人处理上诉的形式使报告无效化，也就是说，WTO的核心——争端解决机制也将形同虚设。
    在这种情况下，WTO改革可选的办法：其一是设立一个不包含美国的争端解决架构。今年7月，欧盟和加拿大都同意，如果WTO上诉机构停摆，将启动“临时上诉仲裁”程序来解决涉及欧加双方的贸易争端，但是这涉及面太窄。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的报告显示，从WTO建立之初共收到581份贸易争端案件，其中近半数的256起都涉及美国。这种解决方案显然只是权宜之计。
    或者，WTO可以回到其建立之前、保持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时的状态，就是国家可以“自愿”选择是否遵守专家组给出的报告。如此一来争端解决的概率将大打折扣，WTO这个组织的影响力和有效性也将大受损伤。更糟的是，可能整个争端解决机制将彻底崩盘。那么，当前已经在走争端解决程序的案件也就无从说起，这其中就包括多国对美国钢铁铝关税的投诉、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投诉、美国对其他国家的报复性关税的投诉等等。
    在诸多投诉中，有一些是对全球贸易体系有更深层次影响的，其中就包括美国钢铁铝关税相关投诉以及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相关投诉。美国的钢铁铝关税背后，是“国家安全考量”是否能被用于解释贸易保护主义政策的深层次问题。特朗普政府此前援引世贸组织《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的第21条“国家安全例外”，来证明其举措的正确性；但在今年4月，WTO专家组解决俄罗斯-乌克兰涉及国家安全的争端时，驳回了俄罗斯（与美国）关于国家安全问题不受WTO争端解决机制管辖的主张。也就是说，美国的钢铁铝关税很可能受到WTO的干涉。
    但是，如果现有的WTO框架无法得到改革，那么WTO的争端解决机制很可能走向崩溃，这些对全球贸易体系有重要意义的争端案件无法得到有效的讨论和解决，甚至WTO作为世界重要的贸易组织的效力与地位也会遭到撼动。
    更糟的是，WTO不能获得改革可能直接导致美国退出WTO。没有同美国建立起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和地区，同美国之间的关税情况就会变得不容乐观。美国15个最大的贸易伙伴中，有12个都还没有同美国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其中特别包括中国、欧盟、日本。一旦没有WTO框架的限制，关税水平上升的风险就会更大，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它的贸易伙伴，都意味着需要更多的时间来进行贸易谈判、寻找新的平衡，这无疑是非常没有效率的做法。

    WTO改革应该专注于哪些方面
    简单讨论了WTO不能成功改革、国际贸易体系所面临的的风险后，WTO改革应该专注哪些课题是专家们研究的重点。
    前面提到的争端解决机制自然是重中之重。当前，最直接的解决方案当然是美国回心转意、重新开始允许上诉机构法官的任命；但是如果没有有效的改革，美国（尤其是特朗普政府）应该不会松口。但是，美国自身目前尚未提出针对这一问题的解决方案，目前欧盟、加拿大、中国、印度、巴西等多个成员国提出了改革提案，包括增加法官人数、延长法官任期期限、法官工作从全职变为兼职、限制上诉机构对成员国国内法的解释权限、规定其仅应在解决争议必要范围内处理各方所提出的问题，限制上诉机构的先例传统等等。
    CSIS专家则根据美国的需求提出了一些建议，包括缩短法官任期（这样成员国就有更多机会对法官们进行审查），建立另一套专门针对贸易补贴投诉的上诉系统，或者干脆禁止贸易补贴投诉的涉案方进行上诉——因为美国的主要指控就是WTO阻碍了他们使用单边贸易政策工具的自由。
    可以看出，目前虽然所有的成员都同意争端解决机制亟需改革，但各方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存在着细微的差别。美国将WTO协议看做一种“合同”，白纸黑字、板上钉钉，上诉机构的作用就是审阅专家组的报告是否符合这份合同的规定；而欧盟则更多将其看做一份“动态文件”，也就是说上诉机构的法官们会成为解释、构建协议的一部分，就像美国的联邦法官对宪法的解读一样，是可以不断变化的。这种意识形态上的差别，也是目前围绕着WTO的争论尤为难以解决的原因之一。
    除了争端解决问题，发展中国家的特殊与差别待遇也是美国关注的重点，美国此前提交的改革方案主要也是针对这一点。美国认为，一个国家是否是发展中国家、能否享受特殊待遇是一件也应是一件白纸黑字的事，按照他的标准，包括中国、印度、墨西哥在内的十几个国家都不应该归在发展中国家的范畴中。在这一问题上，欧盟的解决方案则要温和得多，认为应该建立某种分级系统，因此可以更灵活、更有针对性地进行补贴。
    另外当然还有国家补贴、国有企业和技术转让问题——乍一看与中美贸易谈判中的一些重点相重合。这是除了中国之外的其他国家更容易达成一致的一些领域，也是美国最可能联合其盟友们向前推进的领域。而且，同前面两个更有特朗普风格的激进改革要求不同，这一条是美国两党的共识。在刚结束的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第三轮辩论中，领跑民调的前副总统拜登特意提出，美国应该联合盟友们一起面对中国的一些问题。美国、欧盟和日本此前涉及此类问题的三边协定也证明，这是诸多WTO改革中“难啃的骨头”之中，较简单的一个议题。
    再有就是，WTO应该如何适应新时代的问题。目前，针对电商、数据安全、网络安全等数字时代的新问题，国际范围的法律法规都还处于不完善以致缺乏的状态。跨境电商虽然有很大的发展前景，但是还是存在电子签名、数据保护、网上支付系统、基础设施等多方挑战。解决这些问题，是可以给各方带来利益的好事，也是将在其他方面存在严重分歧的各方汇聚到一起的一个相对轻松的话题。
    总之，即将25岁的WTO已经站在了重要的十字路口上。离WTO最重要的职能之一分崩离析只有不到三个月，改革、哪怕是局部的改革，都已经迫在眉睫。但是，目前的分歧不仅存在于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就是欧盟与美国之间，都存在着意识形态上的差距，可以说改革有多迫切，就有多困难。就像欧盟与加拿大已经妥协、形成临时上诉仲裁程序一样，如果WTO问题一时无法解决，这种双边、多边的临时“补丁”甚至可能在一段时间里成为常态。
（文章来源：CGG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