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2020年3月，国民联盟政府在争议中通过最高元首承认的形式获得联邦执政权。国民联盟目前由土著团结党、伊斯兰党、砂拉越政党联盟和沙巴团结联盟组成，国民阵线为国民联盟的合作联盟。背负“后门政府”标签的国盟政府至8月底执政已满半年，其执政地位也通过一定手段得以巩固。笔者认为非民选的国盟政府在争议中实现政权巩固，反映出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入新阶段：政治转型出现质变，但仍旧处于过渡时期，民主性与威权性并存。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入新阶段将对中马关系在安全、经济和外交方面产生影响。

二、国民联盟巩固政权的方式与结果

穆希丁领导国盟政府主要通过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两种方式巩固政权。政治手段方面，国盟充分利用马来西亚政治体系的制度规则，实现己方阵营的政治权力扩张；经济手段方面，国盟政府在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期间从民生和中小企业入手，争取基层民众对政府的好感。从反对阵营的行动目标变化以及民意调查结果来看，国盟巩固政权的手段基本达到效果。

（一）国民联盟巩固政权的方法

1.政治手段

第一，推动州政府政权轮替。联邦一级政权轮替后，柔佛州、马六甲州、霹雳州和吉打州先后通过获取超过半数议员支持的形式在2月27日、3月2日、3月9日和5月12日实现政权轮替。支持国民联盟的州数量超过希望联盟。国盟赢得州政府数量上的支持优势（见表1）。

第二，召开一日国会。马来西亚“二月政变”爆发前，国会召开时间安排在3月9日至4月16日。国盟政府执政后，穆希丁宣布国会推迟至5月18日至6月23日召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国会召开时间调整为5月18日开会一天然后休会，7月13日复会。国会召开时间的推迟固然有马来西亚新冠疫情防控的需要，但国盟通过国会延期减弱了执政初期媒体及公众对其在政治领域表现的关注，新冠疫情的非传统安全危机也为国盟提供了政策调整的机会和巩固自身政治势力的时间。

第三，撤换国会下议院正副议长。根据星洲网的独家报道，穆希丁在6月26日的下午4时50分，即截至日期前的最后10分钟提呈撤换下议院正副议长动议。而希望联盟未提前准备，所以错过提交反对阵营正副议长人选的时机。7月13日国会复会第一天，穆希丁撤换下议院议长莫哈末阿里夫的动议以111票支持，109票反对通过，国盟政府支持的爱资哈尔·阿齐赞·哈伦（Datuk Azhar Azizan Harun）被委任为国会下议院新议长，副议长、行动党国会议员倪可敏在撤换议长的动议通过后宣布辞职。国盟通过撤换反对阵营支持的国会下议院正副议长，赢得立法上的支持优势。

2.经济手段

关于国盟政府巩固政权采用的经济手段，可以从国盟财政部推出的关怀人民经济振兴配套（PRIHATIN）和国家经济复苏计划（PENJANA）看出思路。国盟执政初期也是马来西亚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迅速增长的时期，因疫情防控需要出台的行动管制令限制了人员的外出和企业的生产，导致失业人口增加和中小企业维持的困难。

关怀人民经济振兴配套于3月27日马来西亚疫情最为严重时期出台，以发放援助、缓解经济负担为主要内容，是一个面向所有族群和阶层民众的经济政策；国家经济复苏计划则在6月5日疫情得到一定控制后出台，提出了强化人民、促进商业活动及刺激经济3个目标，并拥有40项倡议。  作为通过非民选方式上台的政府，国盟政府通过最直接的经济手段为民众增加收入、减少支出，争取巩固政权所需要的民众和舆论的支持。

（二）国民联盟巩固政权的结果

国民联盟通过政治和经济手段，基本实现了其巩固政权的目的。国盟巩固政权的效果可以从反对阵营的行动目标变化和民意调查得到印证。

反对阵营行动方面。在国民联盟建立之初，希望联盟的行动目标是挑战国民联盟执政合法性，夺回执政权，希望联盟通过争取议员多数支持以及争夺土团党领导权的方式实施行动。2月29日，面对最高元首的任命穆希丁为马来西亚第八任总理，希望联盟重新支持马哈蒂尔出任总理，并公开称已获得114名国会议员的支持。但最高元首并未改变任命决定。3月7日，马哈蒂尔向采访的媒体声称他仍然是土团党总主席，因为土团党最高理事会拒绝了他的辞职，他本人也接受了继续任职的安排。3月9日，马哈蒂尔还以土团党总主席的身份与公正党主席安瓦尔发表联合声明，强调自己对土团党的领导权。最终，土团党最高理事会于6月4日晚决议通过了中止马哈蒂尔及其4名高层支持者党员资格的决议，同时通过的还有2月23日土团党退出希盟的决议。穆希丁成为党内最高领导人，并于8月23日成功连任。目前反对阵营的行动已从挑战国民联盟执政合法性转向下一届大选的备战中。反对阵营行动目标的变化，表明穆希丁领导的国民联盟政府执政地位得到巩固和增强。

民意调查方面，马来西亚著名智库默迪卡民调中心9月2日最新调查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8月10日，马来西亚69%受访者对国盟政府执政满意。调查发现了一些显著的种族差异，沙巴和砂拉越的马来人和其他土著民众对总理满意度达90%，65%的印度人和只有33%的华人对穆希丁满意。考虑到穆希丁自2020年3月以来一直担任总理一职，他的支持率继续保持在一个舒适、积极的区间。此外58%受访者对国盟政府执政满意，28%的受访者不满意和愤怒。收入差距成为受访者对国盟政府持不同态度的指标之一，家庭月收入低于2000令吉的受访者中，约有四分之三的人对国盟政府执政持积极态度，但在家庭月收入高于7000令吉的受访者中，只有40%的人持积极态度。超过三分之二的执政满意度，表明国盟巩固政权中对民众采取的政策措施在较短时间内就达到了相当可观的效果。

虽然反对阵营的行动变化和民调数据证实了国盟基本实现了政权巩固，但是也必须看到在与反对阵营的竞争中，国盟政府取得的议员支持优势是微弱的，而高满意度的民调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安全危机的背景下得以实现。疫情进入新常态后，国盟政府作为执政联盟，其在经济、社会、外交领域的执政能力，还有待进一步的观察。 

三、国民联盟巩固政权背后的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程分析

笔者认为，非民选政府国民联盟通过非常规手段执政并成功巩固政权，表现出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在后威权时代的特点，民主性与威权性并存。

（一）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在后威权时代的特点

2018年马来西亚第一次政权轮替的实现，标志着马来西亚巫统及国民阵线长期执政的威权时代的结束，而国民联盟政府的上台，则意味着“两线制”民主制度尚未在马来西亚确立，马来西亚仍处于从威权向民主过渡的时期，呈现出后威权时代政治转型的特点，民主性与威权性并存。

1.政治转型过程的民主性

马来西亚后威权时代政治转型的民主性表明马来西亚的政治转型进程已发生质变，多种现象表明，马来西亚的政治制度已不可能再回到2018年大选前的模式。

政权轮替的出现。2018年大选实现了马来西亚60多年来第一次政权轮替。政权轮替的实现意味着马来西亚的威权制度的进一步松动，民主化进程脱离威权体制的束缚，更为靠近“两线制”民主制度。马来西亚自 1957 年建立马来亚联合邦以来，一直存在联邦和地方层级的多党选举，但主要执政党一直是巫统，被西方学界视为竞争型威权主义的典型案例之一。竞争型威权体制本身就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是介于专制制度向民主制度之间的一种政治体制，马来西亚的政治转型目标是从竞争型威权体制转变为类似于两党制的“两线制”，并实现政党轮替。在2018年大选前，马来西亚在一党长期执政的威权主义体制内推进民主化进程。  政权轮替的出现表现出民主化进程的质变。

公民社会约束增强。马来西亚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通过发展经济推动现代化发展，加速了城市化进程。现代化和城市化催生了马来西亚城市中产阶级，成为推动民主化的公民社会的主要力量。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家庭收入及基本设施调查报告》，在2010年至2019年间，马来西亚的城市化率从70.9%升至76.2%。联合国经济和社会事务部（经社部）预测，马来西亚的城市化率将在2020年达到80%，并在未来30年达到85%至90%。城市中产阶级是民主化最积极的支持者， 马来西亚的城市化进程增加了城市中产阶级的人口基数，城市中产阶级对民主化的推动壮大了公民社会，对国家政治活动的约束力也增强。2018年的政权轮替表明马来西亚的公民社会可以通过选举制度选择政府，实现对威权主义的抗衡；国盟政府执政后，通过经济政策惠及民众和中小企业，以及实施政权巩固的过程通过非暴力的方式推动，并严格遵循法律制度流程进行，都反映出公民社会的民意及舆论对其政治行为的约束。

政治强人影响力下降。政治强人是威权主义的标志之一，政治强人通过个人魅力与威望实现权力的集中，并将个人意志通过国家机构实施。马哈蒂尔是马来西亚政治强人的代表，然而他在2018年的大选中却凭借与“多元和民主”为号召力的行动党和公正党合作获得政权的领导地位；在与国盟政府的竞争中，希望联盟无法仰仗马哈蒂尔的个人魅力实现政治目的。后威权时代，政治强人的影响力已下降。

2.政治转型过程中的威权性

虽然马来西亚的民主进程发生质变，但希盟政府的倒台表明“两线制”民主制度目前尚未在马来西亚最终确立。马来西亚的政治转型过程中仍存在威权时代的影响。

政变的发生及威权式手段的运用。从希盟政府到国盟政府的政权轮替并非通过正常的选举实现，而是通过二月政治危机的爆发。非常规的政权轮替违背民主对制度的要求。此外，穆希丁争夺执政权的方式仍旧有威权式的手段。例如穆希丁宣称获多数议员支持，但无法提供有效证据，其支持率直到7月13日撤换下议院议长动议时才得到证明；面对马哈蒂尔挑战土团党最高领导权，穆希丁通过开除马哈蒂尔及其支持者党籍的方式，巩固自己的党内势力，以上都反映出威权主义仍旧对马来西亚的政治进程产生影响。

对立法机构的干预。马来西亚国会是独立的立法机构，国会下议院议长由多数议员支持的人出任，因此，内阁政府通过提名对己方阵营有利的下议院议长以在议程推动上获得优势。内阁通过行政干预立法的行动违背民主原则，体现出威权主义的影响。

操纵种族课题。马来西亚是个多元族群的社会，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2020年马来西亚最新人口预估》报告，在2970万公民中，土著人口的上升0.3个百分点，在2020年达到69.6%，而2019年为69.3%。华人和印度人口分别为22.6%（2019年：22.8%）和6.9%（2019年：6.8%），其他人则保持在1.0%。根据马来西亚统计局公布的《2019年家庭收入及基本设施调查报告》，华人的收入中位数为7391林吉特，印度人和土著人口的收入中位数分别为5981林吉特和5420林吉特。土著人口主要是马来人，从数据可以看出马来人虽然人口占多数，但经济上并不占优势。经济上的差距导致马来西亚长期存在族群政治，而威权主义通过操纵族群课题制造分裂，导致马来西亚未能建立稳定的跨族群公民社会共识，影响了马来西亚的民主化进程。针对华人为主的民主行动党的种族课题，是国盟在政治危机中操纵的课题之一，默迪卡中心的调查报告中不同族群受访者对总理满意度的差异，也反映出国盟利用了种族矛盾实现政治目的，体现出威权主义的影响。

三、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程新阶段对中马关系的影响

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在后威权时代的新特点，表明马来西亚的民主化进程还处于过渡期，国盟政府的上台则显示这个过渡时期不稳定的特点。由于国盟政府只在议席方面有微弱优势，若出现议员支持转向，还将可能出现新的政权轮替。

7月29日，沙巴州出现新的政治危机，沙巴前首席部长慕沙阿曼声称获得简单多数议席支持，有资格组新的州政府。而时任沙巴首席部长的沙菲益却通过连夜会见州元首，在取得州元首敦朱哈同意后，于7月30日解散沙巴州议会，并在60天内举行州选举。根据选委会的通知，沙巴选举将在9月12日提名，9月26日投票。马来西亚多家媒体认为，沙巴州选举结果将成为第15届全国大选是否会触发的风向标，马来西亚的政治动荡仍未平息。而马来西亚政治潜在的不确定性，将对中马关系在安全、经济和外交方面产生影响。

（一）安全影响

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程新阶段的潜在不确定性将对中马在新冠肺炎疫情这一非传统安全合作上带来影响。

二月政治危机期间，由于部长人员缺席和变动，部门秘书长和联邦政府各局总监没有制定政策的权利，只能等待新部长任命后进一步采取措施，中马间的防疫合作也被暂停。当时疫情防控出现漏洞，导致疫情的大暴发。由于马来西亚疫情进入暴发期时，中国的疫情防控已经取得了较好效果，国盟执政后立即积极与中国政府开展合作，借鉴中国防疫的成功经验。3月24日，外交部长希山慕丁就向媒体表示，马来西亚政府目前已经和中国政府联系，安排中国的新冠肺炎专家医生到马，协助大马医生联手抗疫。大马26间定点新冠肺炎医疗中心的政府医生，也将在3月26日与中国的抗病专家和医生举行视讯会议，针对抗疫交流。中国政府也已经承诺，将尽快派遣专家到马来西亚，协助政府对抗疫情。4月18日，8名来自中国广东的抗疫医疗专家飞抵大马，开始开展两国医疗专家的抗疫交流；4月24日，中马两国医疗专家还就参加新冠肺炎疫苗第三阶段的临床试验进行沟通。中马政府间的交流合作对马来西亚疫情及时遏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目前马来西亚新冠肺炎疫情得到有效控制，防控进入新常态阶段，社会开始正常运转。由于尚未有经过临床证实的新冠肺炎疫苗，马来西亚疫情防控仍采用行动管制的方式进行。若政治危机再次发生，疫情防控可能会因部长的暂时缺席再次出现危机，中马政府间的疫情防控合作也将因为政治变化受到影响。

（二）经济影响

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程新阶段的潜在不确定性对中马经济合作带来负面影响。东海岸铁路项目数次因政治问题调整，是这种负面影响的最佳例证。

2018年7月4日，东铁项目被马方参与机构——马来西亚铁路公司（MRL），以国家利益为理由之一指示停工。工程暂停前，项目已完成约14%。因取消东铁项目的赔偿金额高达数十亿令吉，暂停后的东铁1.0项目在各方协商中进入长期搁置和重新谈判的阶段。直到2019年4月12日，谈判出现新进展，东铁建设方案被大调整，直到2019年7月25日，东铁项目复才正式恢复。此时整个项目已停工一年多。2020年2月突发的政权更替，导致东铁项目在国盟政府执政下再一次被调整。2020年7月5日，国盟政府交通部长魏家祥接受马来西亚八度空间华语新闻电视采访时，证实交通部正在对东海岸路线调整进行研究，不久后将提交内阁讨论。至本文截稿时，东铁新方案尚未公布，但调整会继续进行。

历经三届政府，东铁方案的数次变动为其他中资企业建设提供了警示，在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程的新阶段，马来西亚的政权轮替将会更加常态化，企业选择到马来西亚投资前应做好相关应对方案。

（三）外交影响

随着马来西亚政治转型进程新阶段，马来西亚民主化进程走向“两线制”的趋势更加清晰。采用民主选举制度的国家，执政党为争取选票将提出相关的外交议题。东盟是马来西亚外交政策的基石，马来西亚在外交上积极发展同世界不同经济体的双边与多边合作，同时注重与发展中国家和伊斯兰国家的关系。未来的大选前，马来西亚的政党领袖可能会在南海议题、涉疆问题、马来西亚华人问题上制造争论话题，引发中马外交关系的舆论危机。

四、结论

背负“后门政府”标签的国盟政府执政半年，执政地位通过政治手段和经济手段得到巩固，反对阵营的行动和民意调查表明其巩固政权措施的成功，国民联盟通过利用民主流程及威权式的非常规手段执政并成功巩固政权，表现出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在后威权时代的特点，民主性与威权性并存。马来西亚政治转型在后威权时代的新特点，表明马来西亚的民主化进程还处于过渡期，而马来西亚政治潜在的不确定性，将对中马关系在安全、经济和外交方面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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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中国—东盟区域发展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中国—东盟信息港大数据研究院”